就在那邊，”他說，“我一會兒會進去檢查你。
”
我不太确定他這話是什麼意思，直至第一顆“子彈”以高壓水槍般的威力沖出我的直腸時，我這才明白過來。
我控制自己不往馬桶裡看，但排了10分鐘後，我終于忍不住了，向馬桶裡瞥了一眼。
它看起來就像維蘇威火山噴發一樣——10磅深黑色“火山灰”從我的肛門裡沖了出來。
如果我今天早上的體重有130磅，現在隻能有120磅了。
我體内的東西留在了佛羅裡達州博卡拉頓某個廉價的瓷制馬桶裡。
一小時後，我終于從洗手間裡走了出來。
我現在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感覺正常多了。
我心想，或許他們将我的一部分瘋狂也吸了出來。
不管怎麼樣，現在可以繼續“有錢人和生活紊亂者的生活方式”了；現在可以和女公爵修複關系，減少藥物服用量，過着更加自控的生活。
畢竟，我已經34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
“謝謝，”我對和善的醫生說，“剛剛咬了你，真的很抱歉。
我之前隻是有點緊張，你能理解吧？”
他點點頭。
“沒問題，”他說，“我很高興我們能夠幫到你。
”
“請問你們能不能幫我叫輛出租車？我想回家睡會兒覺。
”
這時我發現，那兩位警察仍然在房間裡，他們正徑直向我走來。
我本能地意識到，他們應該不會是要送我回家。
當其中一位警察掏出手铐時，醫生後退了兩步。
我心想，噢，媽的！又要被铐？這将是“華爾街之狼”在24小時内的第4次被铐！我做過什麼？我決定不要繼續想下去。
畢竟，我接下來又不會回家，我會有足夠的時間想這些事情。
給我戴手铐時，這位警察說：“根據《貝克法案》，你将會被安置在一個精神科關72小時，之後你将被帶至法官面前，由法官決定你對自己或他人是否仍構成危險。
很抱歉，先生。
”
呃……這個警察看起來似乎人很不錯，畢竟，他隻是在履行職責。
另外，他将帶我去的是精神科，又不是監獄，這至少是件好事，不是嗎？
“我是一隻蝴蝶！我是一隻蝴蝶！”一個穿着藍色穆穆袍的胖胖的黑發女人大叫着，在德拉醫學中心4樓被鎖起來的精神科裡，拍打着雙臂，慵懶地轉着圈。
“蝴蝶”飛來飛去時，我則坐在公共區域中間一張很不舒服的沙發椅上。
我笑着，向她點了點頭。
公共區域約有40名病人，幾乎都穿着浴袍和拖鞋，并做出種不同形式的不被社會接受的行為。
精神科前面是護士站，所有的瘋子每隔幾個小時就會排隊領取氯丙嗪或氟哌啶醇或其他抗精神病藥，以舒緩他們疲憊的神經。
“我會算出來的。
6.02×1023……”一個高高瘦瘦、長着一臉粉刺的小男孩咕哝着。
我心想，很有趣。
兩個多小時以來我一直在觀察這個可憐的孩子，看着他走着一個個完美的圓圈，咕哝着阿伏伽德羅常數——一個用來計算分子密度的數學常數。
起初，我有點困惑的是，他為什麼如此癡迷于這個常數，直至其中一位醫護人員解釋說，這個年輕人是一個智商很高的迷幻藥常用者，不論何時，每當一劑迷幻藥讓他着魔，他就會一直牢記阿伏伽德羅常數。
這是過去12個月來他第3次“光顧”德拉醫學中心了。
我竟然會被安置在這樣一個地方，想想我精神這麼正常，這可真是太有諷刺意味了，但這恰恰就是《貝克法案》這類法律存在的問題了：它們旨在滿足大衆的需求。
不管怎麼說，到目前為止，一切進展得還算順利。
我說服了一名醫生給我開了利必通，他還決定給我開一種短效麻醉藥以幫助我戒毒。
不過，讓我困擾的是，我曾用精神科的投币電話至少給幾十個人打過電話——朋友、家人、律師、商業夥伴。
我甚至試過給艾倫·切姆托伯打過，确保我一離開這兒，他就能為我奉上一批新鮮的安眠酮，但我跟任何人都聯系不上。
一個都沒有：不論是女公爵，我的父母，還是利普斯基、戴夫、勞裡、格溫、珍妮特、“假發佬”、喬·法瑪格提、格雷格·奧康奈爾、“大廚”，甚至是一直保持聯絡的波也不例外。
仿佛我現在正在被驅逐，被每個人抛棄了。
事實上，當我在這家華麗的醫學中心結束第一天時，我發現自己對女公爵的憎恨到了一個極點。
她已經完全把我遺忘了，用我将她推下樓梯的這一卑鄙行為從我朋友和商業夥伴那兒博得同情，從而讓每個人都背叛了我。
我确定她已不再愛我，當我藥物服用過量時，她隻是出于同情才跟我說出那番話的——心想我很可能真的會“翹辮子”，那倒不如用最後一句虛假的“我愛你”送我下地獄。
到午夜時分，可卡因和安眠酮的藥效已經大抵消掉了，但我仍然無法入睡。
就在那時——1997年4月17日淩晨，一位心地善良的護士在我右邊屁股上注射了一針鹽酸氟胺安定。
15分鐘後，我終于在3個月來首次沒有服用可卡因的情況下睡着了。
18個小時後，聽到有人在叫我的我字，我醒了。
睜開眼睛，一個大個子黑人醫生站在我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