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最劇烈的時間已經基本過去，大學裡的文學社、詩社已經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完全不同了。
我一直想站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寫一寫這群人。
當然，我不是親曆者，我的觀察是不是能做到那麼貼肉，我不好說。
但這也是考驗一個寫作者虛構能力的時候，這裡頭有觀察，有想象，或許也寄托了某些共性的、超越代際的思考。
小說不是紀實，不是現實的複刻，它應該站在與現實對話的那個位置。
我的動機是寫一個人、一群人跟時代的關系，我想寫一個“滿擰”的、《紅樓夢》中所謂“尴尬人難免尴尬事”的戲劇場面。
我設計了一場非常“體面”卻暗流湧動的飯局。
那些隐藏在三十年時光中的變遷、失落、追問，從桌面下翻到了桌面上。
康嘯宇與畢然的對峙，并不是個體之間的恩怨，他們背後站着一個沉默而激烈的時代。
他們的“體面”的轟然坍塌，抖落的是一地曆史的雞毛。
我開始寫的時候，按照線性叙述展開，總覺得提不起勁，缺少一個可以與内容匹配的結構。
直到用“十三不靠”這個麻将術語來做題目，結構才漸漸清晰起來。
十三個小節可以理解為十三片拼圖，十三個關鍵詞，十三張哪跟哪都不挨着的麻将牌。
在麻将中，“十三不靠”是一種特殊的和法，它們彼此之間似乎是獨立的，單一因素無法左右全局，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就構成了一種“天下大亂”的和法——那個看起來很荒誕的動作就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發生了。
這個概念跟我要叙述的事件、要表達的風格以及想達成的隐喻，是吻合的。
所以，一旦确立了這個結構，我就知道這個故事該怎麼講下去了——這個特殊的結構激發了我需要的荒誕感。
其實小說裡面隐藏着很多小遊戲，比如每一節都有個标題，每個标題都是三個字，前一節的末尾直接導向下一節的标題，兩段重要的多人對話用“∕”分隔，戲仿現代詩的結構，這些都體現了文本意圖，試圖營造一種特殊的節奏感。
在A面中，《十三不靠》無疑是我最偏愛的一篇，以至于寫完之後還舍不得與其中的人物道别。
出現在這場飯局中的角色大多在A面的後幾篇中有交代，他們的前世今生在那些故事中繼續展開。
從這個意義上講，《十三不靠》是A面的起點，也是靈魂。
《阿B》
在我有限的虛構經驗裡，大部分短篇小說都可以視為對虛構能力的練習——我害怕對于個人經驗的過度征用，會對想象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迄今為止，這一篇是僅有的、與我本人的記憶如此貼近的小說。
幾乎所有的人物、場景和細節都有一手或二手的素材。
畫面一旦喚起，就在眼前自動放映。
當然，寫小說的最大快感來自對素材的重新組裝。
所以阿B這個人物既存在也不存在。
他的身上既交疊着幾個真實人物的影子，也蘊含着我站在當下回望過去時對那個年代的定義。
從一個自己将信将疑的開頭寫起，慢慢讓這個故事長出形狀來，然後終于聽到人物呼吸的聲音。
小說裡的人物大多與我同屬一代人，或者差半代。
我在他們的年紀裡先後住過滬東和滬西的兩個工人新村——它們的種種元素拼在一起，就構成了我小說裡的“憶江新村”。
過一座橋就有豬圈，一家有燈籠的工廠是新村的地标，一棟房子被莫名地加上一層，成了整棟樓的公共空間……這些事情都曾經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存在于我童年的視角裡。
其實我從小讀到的大部分關于上海的文字，那些被認為最能代表上海的事物，都被局限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裡。
那時候我覺得，我并不比外地人或者外國人更了解這個刻闆印象中的“上海”。
外灘或者法租界，對我也同樣是遙遠的傳說，它們從未與我真正有關。
寫另一個上海，寫某些在時代的潮水中擱淺的小人物，寫他們的卑微的“體面”，寫人與環境的關聯……這些東西在《阿B》中似有若無，我不希望讓一個短篇小說被文本意圖壓到過載。
我更想表達的是，在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有人徒勞地做着近乎刻舟求劍的努力。
那些被虛擲的青春，那些荒廢的情感和雄心，在多年之後，會激活某種你以為早就流失的東西。
還需要做一個小注解：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很難想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人，曾經有多麼熱愛粵語歌。
粵語歌在上海的那種彌漫性傳播，與《野狼Disco》所表現的當年粵語歌在北方的流行狀況相比，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