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之處，也有明顯的地域差異。
上海人對粵語歌的接受層次更廣泛，更“專業”，從電台的排行榜到歌廳到學生的歌詞本、拷帶市場，一度與香港同步得非常精準。
上海人能把聽不懂的粵語，一個字一個字咬到近乎亂真。
這可能與滬港兩地向來密切的曆史淵源、改革開放之後的大量商務往來，有直接關系。
鐘鎮濤并不是我兒時的偶像，我甚至從沒買過他的磁帶。
但他的氣質和遭際比較适合與小說人物構成對照，所以我寫的時候聽了好多他的老歌。
小說裡提到的法國電影周、藝術電影院旁邊的拷帶攤點，都是真實的記憶，将它們一點點回想起來的過程非常美好。
《九月》
寫《九月》的動機，是想構建城市裡最常見的一組關系：女主人與家政服務員。
因此，這一篇直到結尾部分才出現的那個句子，反倒是早在動筆之前就已經浮現的：“不管彭笑願不願意承認，在這座城市裡，趙迎春曾經是跟她關系最密切的女人。
”
女主人彭笑和家政服務員趙迎春，她們的社會角色、經濟狀況和成長軌迹截然不同，但她們每天都在互相觀察，依稀窺見對方難以言說的處境——比如男性有意無意的缺位，比如婚姻慢慢露出的蒼白底色，比如那些激勵着，也圍困着人們的“目标”：努力奮鬥，在一座城市裡留下來，或者功成名就，把希望寄托在更為遙遠與缥缈的彼岸。
在正常情況下，這兩個女人将會是一對無限接近的平行線。
小說家的任務，是尋找一個合适的事件，将她們卷進同一個旋渦，讓彼此的命運産生短暫的相交。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擱淺在這個事件的構思上，隻有一個模糊的直覺：那一定跟她們的孩子有關。
所以，毫無疑問，《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個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親，以及他母親的雇主——後者也有一個與九月年齡相若的女兒。
她們對于“體面”的追求各不相同，但實質卻頗為相似。
最終選擇把九月放置在一個所謂“綜藝選秀”的環境裡，是基于對這種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邊界的事物的長期觀察。
一方面，這是一個完全有可能産生戲劇性沖突的環境，它向年輕人（包括他們的父母）做出改變命運的承諾，又随時可能奪走它。
另一方面，綜藝節目的制作者的命運，也微妙地維系在節目究竟能吹出多大的五彩肥皂泡上。
當小說裡彭笑的丈夫廖巍突然發現，九月不僅是一個被家裡的保姆硬塞進來的關系戶，他也具有某種可以被利用的潛質時，彭笑和趙迎春的關系，她們之間的權力結構就發生了短暫但耐人尋味的調換。
于是廖巍說：“我們還可以給他機會的——或者說，他還可以給我們機會。
”
這篇小說真正關注的就是這些細微而激烈的調換、傾斜、利用與和解。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都提醒自己，抵擋一切正面勾勒九月的真實面目和刻畫他的心理曲線的誘惑。
我希望能像菲茨傑拉德寫蓋茨比那樣寫九月，通過彭笑的眼睛看他的輪廓，通過觀衆們的刻闆印象去猜測他、同情他，最後遺忘他。
我希望直到結局，你仍然拿不準九月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因為這個事件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這個孩子承受的是來自家長、媒介和社會的多重誤解——盡管這些誤解常常還貼着愛的标簽。
這些誤解最終壓垮了他。
我們能确定的隻有一件事：無論是趙迎春給他的劇本，還是廖巍和彭笑給他的劇本，抑或是“粉絲”對他的想象，都離他的真實人生很遙遠。
在閱讀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也許你會想起一兩個突然走紅卻又黯然消失的“草根”明星的名字，但九月可能是他們，也可能不是。
廖巍和彭笑與女兒廖如晶的關系——他們之間無可逆轉的疏離——也同樣是若隐若現的。
在這個故事裡，它最大的功能是提供趙迎春與九月之間關系的鏡像，表明誤解和創傷并不會因為階層升高而得以豁免。
與此同時，在故事的最後，當趙迎春出走，彭笑在記憶中把關于九月與晶晶的“思緒的碎片”混在一起時，這兩個女人之間，終于發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同情與理解。
《離心力》
寫到《離心力》的時候，我強烈地感覺，哪怕再不舍得，A面的故事也到了需要一個完結的時候。
那些始于《十三不靠》的人物和事件，需要在《離心力》裡找到結實的“底牌”。
碧雲天飯店（《十三不靠》）和憶江新村（《阿B》）的場景，趙迎春（《九月》）的來處，邵鳳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