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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次落榜，父親就用他的路數送我去環衛站開車，在我看來，若此事發生，我将終生成為那最後的百分之五。
我将身着制服，坐在環衛車上，在破敗不堪的馬路上，大口向外吐痰。
這圖景沖擊太大，以至我在考試期間竟開始脫發和失眠。
佝偻着背，頂着一頭稀疏的亂毛，我考出了這幾年來最差的成績。
在父親“早知如此”的眼神裡，我看到幾年前他在後院鏟狗屎的那個下午，他隻是失落地看着窗戶。
而母親自一年前就鮮少說話，在我窮途末路時，她拿來一本小冊子，讓我去讀上面宣傳的野雞大學。
我看也不看，說自己甯可去環衛站開車。
她就背對着我，我看到她顫抖的雙肩和鬓間白發，就接過了冊子。
“即使在那樣的學校中，我也會直搗黃龍的！”離家之前，我背起自二〇〇六年考學就一直在使用的行李包，對母親說。
說罷，二〇〇六年至今，我第一次哭了起來。
那所學校的名字以黑體豎直排列在宣傳冊封面左側，竭力顯得不那麼捉襟見肘。
就這樣，父親一腳踹翻家裡自九十年代就擺在客廳的大理石桌子，助我一臂之力，我去了山化傳播學院。
在城區郊外，沿着筆直的高速公路，是一片荒郊野嶺，秋天之後，土地為一片殘暴的焦黃色。
二〇一一年以前，這所荒郊野嶺裡的學校叫廣播學院，之後，校園擴建，改名為山化傳播學院，就是我最後要去的學校。
如果調查學校前身，也就是廣播學院的背景，會發現在二〇〇四年的“師生二十人毆打學校領導”，以及“從化工廠改造的教學樓引起家長的不滿，要求退還學費”這兩條新聞。
在全國三百一十六所專科院校裡，它想必也是最後的百分之五。
而我以二十三歲高齡，成了山化傳媒學院編導專業的大一新生。
這所改造的學院沒有建好，在化工廠的焦黃色還沒有完全遮掩住的校園裡，孤立着幾棟樓。
報到的那天，是學生唯一一次湊全的時候，所有人抱着五顔六色的塑膠臉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嶺中隻有幾棵樹苗的小廣場上，所有人面對着食堂，食堂看起來簡陋而草率。
這種臉盆像紙漿做的，所有人都知道很薄脆，棉被裡的填充物基本上是以草為主，所有人也都知道睡起來會幹巴巴。
來到這裡的學生不外乎兩種，一種高考成績過低，低到跟理想的學校相去甚遠，除了這裡無處可去，一種是沒有參加過高考，不來這裡隻能去城市務工，基本上也是無處可去。
我清晰記得那個抱着一堆雜草的下午，胳膊裡夾着塑膠臉盆，不知所措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