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麗江重新支起“浮遊吧”這塊招牌……後來，他所有的錢被人騙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
再後來，他迫于生計“堕落”了，他去參加了快樂男生的選拔，進了總決賽二十強。
在我來看，他一個流浪歌手出身，經過了那麼強的市場驗證，他唱的歌讓那麼多在路上的人真心喜愛，趙雷不紅，天理難容。
但他終歸還是要輸，因為他長得不是偶像派，他輸給了這個浮躁的時代。
他現在的生活依然很艱難，很多時候甚至要繼續當流浪歌手，但他自己并不是多麼在乎。
隻要還有民謠音樂，就能讓他有内心強大的力量。
成子是另一個流浪歌手，當時我們一起在拉薩賣唱。
他跟我一同經曆過一點兒生死。
有一天，我們在拉薩街頭賣唱，那天生意非常不好，大約是中秋節前，下着小雨，冷冷的冰雨在臉上胡亂地拍—很冷。
這時有一輛獵豹汽車停在我們面前，岡日森格，漢語名字叫王東的一個小夥子下來問：“納木錯去不去？”
我們說，去啊，免費請我們蹭車，誰不去啊，不去不就二了嗎？
車開了好一會兒，我們才想起來，那天我們穿的都是單衣單褲，車再開回去讓我們穿衣服已經不太現實了。
開到半夜，過了當雄，到納木錯山路上的時候，天下起了大雪。
雪一直下到車身的一半，把窗子埋掉了一點兒，我們被埋在雪堆當中，氣溫下降得很快。
天公偏偏作美，那輛車的暖氣也壞掉了。
而我跟成子，還有二寶，是還沒有吃飯的。
現在想想，那是我這輩子最幸福的幾個瞬間之一。
我那時想，哎喲，居然有機會可以遭遇到這種危機情況，太妙了。
我們把車窗搖開，把雪撥開，爬出去玩。
我們半陷在雪地裡打滾兒，打完一個滾兒之後，把汽車的後尾燈撥弄開一點兒，燈光射出來一小片扇面，然後我們在扇面裡邊跳舞，跳了半天之後，我們爬回車裡，把衣襟解開，然後緊緊抱在一起取暖，就這樣挨了整整一宿，居然沒被凍死。
藏地的雪在每天下午會化掉很多，當雪化掉，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我們當時停車的位置停得太棒了—離我們停車位置直線距離不過六十厘米，就是萬丈懸崖。
頭天晚上，我們那麼蹦着跳着，我們最後一個腳印，有一半已經在懸崖外邊了，居然就沒死，難道這不幸運嗎？
被雪埋在納木錯之後的第二天，我們推着車慢慢過那根拉的垭口，發現很多車已經被雪全埋了，所以那天我們幫人家往外一輛輛推車，推了三十輛車。
因為那時我們不太注意臉部防護，臉都被曬傷了。
回到拉薩之後，我們很完整地“揭下來”兩張人臉皮。
藏地的水分非常少，氣候幹燥，那張臉皮慢慢縮水，縮成了銅錢大小，硬硬厚厚的，就像從腳後跟撕下來的。
每當我看到這一小塊皮的時候，回想起年輕時曾經這樣折騰過，我就覺得很幸福。
這與坐在辦公室朝九晚五，或者說站在某一個大型場館有幾萬人給我鼓掌，所體會到幸福是截然不同的。
浮遊吧沒了以後，彬子帶着媳婦一路火車站票，站來濟南看我，和我告别。
然後，他騎着一輛自行車，背着一把吉他環球去了。
我一度以為他死在路上了，直到有一天他在異國他鄉的一個小城市給我打來一個電話，他忽悠了一幫中東不良少年在電話裡一起向我問好。
再後來，他回國結婚、生子，回拉薩二度選址，重開浮遊吧。
他決心要在藏地漂一輩子，雖然拉薩早已物是人非。
跟你們理解的流浪歌手不一樣，從麗江到拉薩，我們從來不會拿着一個歌本說：“大哥，點首歌吧，來，我給你唱一個《最炫民族風》……”我們不唱這個，也不那樣去招攬生意，我們基本上是守株待兔唱自己的原創。
那麼，是什麼導緻了大家隻有在街頭才能唱自己的原創呢？我們很多時候不僅不能免于恐懼，很多的時候仰仗着自己的藝術作品所能獲得的一切，也不能讓我們的生活免于匮乏。
但好在我認識的流浪歌手們都不是物質至上主義者，他們遠離了實用主義者的颠倒夢想，就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無憂恐怖。
很多時候，流浪歌手呈現了這樣一種狀态：可能我的臉會很髒，可能聽我唱歌的人未必會衣冠筆挺，聽歌的人可能隻是一幫藏地小孩，但當我在唱歌的時候，我會發現，我不僅是在玩音樂，同時也在玩我的人生。
在後藏日喀則地區的一幫撿垃圾的小孩子，他們聽我唱完歌之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橡皮筋包紮的一小摞錢，全是一毛一毛的紙币，每個人抽出一毛錢放在我面前。
那天，我的同伴哭得很厲害。
那天，有一盞路燈，打在我的頭上，昏黃昏黃的燈光下，小孩子們臉很髒，鼻涕疙瘩都有。
我可以用聖潔這個詞嗎？他們給我心靈的這種觸動，那一刻讓我終生難忘……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幸福，人與人之間的這種認可，抛棄了年齡，抛棄了社會标簽，讓人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