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T片來看，對沖傷明顯。
顱骨骨折線連貫為線形，貫穿枕部，這樣的損傷必須是和有一定接觸面積的鈍物接觸才能形成，而且應該是經過了減速作用。
”我說，“顯而易見，是傷者說了假話，他的傷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來的。
”
說完，會議桌周圍的幾名法醫都點頭認可。
“既然這樣，那就不宜參照人體輕重傷鑒定标準進行傷情鑒定。
”胡科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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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并不是在屍檢，而是在進行傷情鑒定會診。
傷情鑒定是法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這項工作的難度一點兒也不亞于命案偵破。
一方面傷情鑒定牽涉糾紛當事人雙方的利益之争，所以無論做出什麼結論，總會有一方不服，會認為對自己不公，然後猜測說法醫有徇私舞弊的嫌疑。
另一方面，因為很多損傷傷及内髒、骨骼，法醫不能像檢驗屍體那樣得到直觀的認識，而是要通過醫學知識、醫學影像學資料對活體的傷情進行診斷，并對照傷情鑒定标準進行鑒定。
省城的法醫實力很強，但是對于傷情鑒定也絲毫不敢怠慢，為了盡可能地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客觀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醫部門會利用地理優勢，定期邀請省公安廳、市檢察院的法醫共同對一些疑難的傷情鑒定進行會診，尤其是接近傷情鑒定标準線的傷情，通過集思廣益更能體現鑒定的透明和公正。
同時，各部門的法醫也通過這種類型的會診工作，提升自己的業務素質、統一對傷情鑒定标準的理解度。
這一段時間，省城的傷情鑒定數量突然減少，疑難案件數也大大降低，所以這一次的會診工作隻有這麼一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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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很簡單，是兩個人發生糾紛，沒有其他的目擊證人。
傷者報案的時候稱是行為人用磚頭砸傷了他的後腦勺，而行為人稱是傷者追逐他進行毆打的時候自己滑倒摔了個四仰八叉。
于是辦案單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傷者的病曆材料，要求法醫解決緻傷方式的問題。
法醫簡單的一紙鑒定，卻可以分辨出這個案件中誰才是真正的“惡人”。
聽上去很神奇，但是法醫的肩上擔負着千斤重擔。
“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
”這是師父對傷情鑒定的解讀。
會診結束後，我和胡科長在辦公室裡拉家常。
胡科長是我工作前實習的帶教老師，如今一晃數年，他的鬓角也染上了白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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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點兒閑得發慌了。
”胡科長笑着說。
“我翻了你們的登記表，這一個月來，你們收了60起傷情鑒定，還閑得發慌？”我說。
“我們每年受理傷情鑒定都是1000多起，這個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閑了很多？”胡科長掰起了指頭，“不過，咱省城有個規律，一旦傷情鑒定少了，就是要有難度大的命案了。
不過最近好像還算平靜。
”
不是我迷信，但是幹法醫的确實忌諱這樣的話，雖然我也被稱為“烏鴉嘴”，但是烏鴉嘴的法醫絕對不止我一個。
聽完胡科長的話後，我突然後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還沒消去，胡科長辦公室的電話就應景地響了起來。
胡科長接着電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從驚訝到凝重。
挂了電話，他說：“真邪門兒，我這破嘴。
”
“有命案？”雖然祈願天下太平，但是聽說有命案，還是有一股沖勁兒湧上心頭。
“西郊城際鐵路高架下面的小樓，死了一對年輕夫婦，據說慘不忍睹。
”胡科長皺起了眉頭。
我拿出手機看了下日曆：“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師父彙報一下，我和你們一起出勘現場、偵辦此案吧？”
“那是最好不過了。
”胡科長高興地說，“走，出發。
”
省城不大，我們卻也開了40分鐘車才到達現場。
一路上經過了繁華的市區，經過了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