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十年，在社會上打拼的男孩積攢了不少财富，這讓當年的受害人家裡非常不爽，于是舊事重提，開始了信訪之路。
夏末自稱近年來總是夢見逝去十三年的兒子，說明兒子肯定有冤情，來公安廳上訪。
當然，公安廳接訪的同志肯定不會那麼迷信，于是希望信訪人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訴求。
在律師的指點下，信訪人一會兒反映打架當時行為人的母親也有參與，一會兒指出法醫鑒定報告存在失誤。
雖然十三年前的辦案質量不如現在這麼精緻，但僅就這起案件來說，還真是挑不出來什麼毛病。
所以雖然聽證會開始的時候還有一些辯論，但在後期基本是辦案單位占據了絕對的上風。
信訪人的律師最後指出，法醫鑒定照片中，受害人明明是左側顱骨骨折，鑒定書裡卻寫成了右側顱骨骨折。
因為調查顯示行為人毆打的是受害人的右側頭部，如果真的是左側顱骨骨折，那麼這個案子就存在蹊跷了。
我看了聽證會現場展示的照片，受害人确實是右側顱骨骨折。
但為什麼律師一定要聲稱從照片上看是左側顱骨骨折呢？道理很簡單。
法醫是在鋸下受害人顱蓋骨後，僅僅對顱蓋骨進行拍攝。
如果不是專業人員，不會運用骨縫的生理結構來判斷前後的話，還真看不出這個橢圓形的顱蓋骨哪邊是前面額部，哪邊是後面枕部。
不能确定前後，就不能判斷左右。
十三年前還是膠卷拍攝，所以在僅有的幾張照片中，并沒有發現可以讓人一目了然确定左右的照片。
好在受害人所住的村莊當年還是土葬區，所以屍體沒有火化，而是掩埋。
既然法醫不能說服律師，聽證會最終的結論就是：由省廳法醫會同市局法醫組織開棺驗屍，明确死者頭部損傷位置。
如果原鑒定無誤，則停訪息訴；如果原鑒定有誤，本案推翻原結論，重新偵查。
雖然作為法醫的我們，心裡很确定原結論無誤，但也沒有辦法，必須要遵照市政府制訂的下一步工作計劃，開展開棺驗屍工作。
在火化基本普及的今天，開棺驗屍倒是并不常見。
但是在一些仍然施行土葬的區域，也偶爾會遇見。
我工作十幾年來，也曾經碰見一次開棺驗屍工作，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去我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城複核一個信訪事項。
屍體是在數月之前埋葬的，需要開棺驗屍。
由于當地的風俗習慣，開棺後不能将屍體随意拖移，所以隻能在原地進行解剖檢驗。
棺材埋在當事人家田地的中央，而開棺驗屍的時間又将近黃昏。
為了能夠保證光線的充足，辦案單位拉了數百米長的電線，在墳頭附近支起了一個臨時的礦燈。
那個時候，有些财政狀況較差的縣的法醫裝備是沒有保障的。
因為嫌一次性解剖服較貴（那個時候其實也就六元每套），局裡并沒有專門的經費為法醫工作提供保障。
所以法醫每次解剖，都穿着那髒兮兮的白大褂。
待解剖完畢，法醫會把白大褂帶回去，自己戴着手套去清洗，清洗完後下次接着使用。
那次開棺驗屍，我拿到白大褂時，非常詫異。
二十一世紀了，法醫還穿着白大褂去解剖屍體，基本和現在還有人使用傳呼機一樣稀奇。
稀奇的同時，心裡也充滿了硌硬。
畢竟是反複使用的衣服，陳舊的血迹還赫然在目。
不過，總比沒的穿好。
于是我和林濤滿心郁悶地穿上了白大褂等待民警用鐵釺撬開棺材蓋。
就在棺材蓋被掀開的那一瞬間，所有的民警紛紛後退。
我和林濤站在數米之外，也立即聞見了一股刺鼻的腐臭味。
不過常年和“巨人觀”“屍蠟化”打交道的我們，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不過就是一陣腐臭味，算個啥嘛。
于是我和林濤一臉鄙夷地戴好手套，走近棺材。
那第一眼，我終生難忘。
棺材裡根本就看不到什麼屍體，而是滿滿的一層蛆蟲。
黃白色的蛆蟲朝着各個不同的方向蠕動，恍惚間仿佛成了棺材裡的一片液平面。
有輕微密集恐懼症的林濤差點暈過去，還是我一把把他扶住。
然後他打開我的手，高聲叫道：“别……别碰我。
”
不碰林濤可以，但是不碰屍體肯定不行。
如果有全套式的解剖服，倒是也不怕，畢竟可以把我們的身體和外界完全隔離。
可是僅僅是一件白大褂、一雙破膠鞋，想把屍體從蛆蟲堆裡弄出來非常不易。
不過，再不易也沒轍，我和當地的法醫隻能閉着眼、咬着牙，一隻腳踏進棺材，然後彎腰在蛆蟲堆裡找屍體。
我知道，那一腳，踩碎了無數蛆蟲，因為我能感覺到噼裡啪啦的碎裂聲從腳底傳上來。
屍體還沒有白骨化，所以也不至于支離破碎。
在我和當地法醫同時拉住屍體的上下肢衣物的時候，我們合力把屍體從棺材裡拽了出來。
同時，拽出來的還有成百上千的蛆蟲，撒得滿地都是。
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