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到了創造一種新小說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在她随後的兩部小說——《達洛衛夫人》（一九二五年）和《到燈塔去》（一九二七年）中得到了圓滿實現。
這是兩部極具英國式的嚴謹的現代主義小說，兩部在意識流小說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作品。
伍爾夫在這兩部小說中娴熟地運用了諸如内心獨白、感覺分析、主客觀時間交錯、象征等意識流小說技巧。
《達洛衛夫人》像《尤利西斯》一樣，小說中所發生的事情全部壓縮在從上午九點到次日淩晨的短短十五個小時裡，展示了一位上層社會婦女在這段時間裡的内心活動，并且通過内部時間與外部時間的穿插交錯，清楚無遺地展現出她從十八歲到五十二歲的内在的生活體驗。
《到燈塔去》除了意識流技巧運用娴熟之外，在結構處理上也更為緊湊和詩意化。
這部小說采用了三段式的音樂結構，第一部分“窗口”以拉姆齊夫人為中心人物，通過她的心靈之窗展示了九月的某個下午和黃昏的生活（音樂中的主題）；第二部分“歲月流逝”則以時間、生命的流逝為主題，人世滄桑，小說第一部分中的許多人物已經去世（音樂中的副題）；第三部分“燈塔”則以已經去世的拉姆齊夫人的精神之光永恒存在于生者的心中為主題（音樂中的主題變奏）。
伍爾夫采用這種具有濃厚象征意蘊的精巧結構，一方面是為了小說外部形式上的銳意創新，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則顯然是為了與小說中人物關于生活、死亡、時間等人生問題的近乎抽象的反省、沉思達到某種藝術上的平衡。
如果說在《達洛衛夫人》中，伍爾夫還在通過種種意識流手法試圖表現出主人公個人内在的生活體驗，那麼到了《到燈塔去》她顯然已不僅僅滿足于這種表現，在一種濃縮的詩意化的結構形式中，她開始盡可能地避開那些具體的生活細節，試圖寫出一種一般意義上的生活——抽象的、沉思默想的生活——其中裹挾着關于生命、時間、痛苦、希望、死亡等人生問題的思考。
可以說，伍爾夫由此開始了超越對純粹個人化的内在經驗的描寫，而轉向了對人生經驗的抽象本質的探索。
但是，在《到燈塔去》中，對抽象的生活實質的描寫還是受到了關于具體人物的叙述的限制。
直到寫作《海浪》的時候，伍爾夫才基本上擺脫了這種限制的束縛，随心所欲地進行全方位的實驗。
伍爾夫屬于那種把小說藝術研究與小說創作很好結合起來的作家。
她一生中寫了大量的作品評論，其中既有對古典文學又有對現代作品的研究。
在寫于一九二七年的小說理論文章《狹窄的藝術之橋》（原來的題目是《詩歌、小說與未來》）中，伍爾夫通過研究伊麗莎白時代的詩劇、浪漫主義時期的英國浪漫派詩歌以及在文體上驚世駭俗的《特利斯特拉姆·項迪傳》（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勞倫斯·斯特恩的長篇小說），描述了她心目中的理想小說。
她認為，那像饕餮一樣的小說将會吞噬許多文藝形式：
“它将用散文寫成，但那是一種具有許多詩歌特征的散文。
它将具有詩歌的某種凝練，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
它将帶有戲劇性，然而它又不是戲劇。
它将被人閱讀，而不是被人演出。
我們究竟将用什麼名字來稱呼它，這倒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的這種新穎的作品……
“它和我們目前所熟悉的小說的主要區别，在于它将從生活後退一步，站得更遠一點。
它将像詩歌一樣，隻提供生活的輪廓而不是它的細節。
它将很少使用作為小說的标志之一的那種驚人的寫實能力。
它将很少告訴我們關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職業等情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