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栽和父親從洛杉矶回來還不到一個星期——哉收到了卡特琳娜的信。
收信人的地址是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我以前的地址，可我已經搬過兩次家了。
現如今，人口流動的幾率很高。
有意思的是，信封上被打了叉的地址和重新貼上的新地址感覺像是無言的控訴。
信封皺巴巴的，滿是污漬，經過幾任郵遞員的折騰之後，一個角已經卷曲了。
我讀了她的信，立刻跑到客廳裡，拿起電話，準備跟父親通報，可是，我又把聽筒放下了，仿佛那是個燙手的物件。
父親年事已高，還發過兩次心髒病。
我們剛回到洛杉矶，我應該打電話給他，把卡特琳娜信上的内容告訴他嗎？
如果那樣，還不如直接把他給殺了呢！
因此，這個電話，我最終還是沒有打。
我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類似這封信的事兒，我不知道該跟誰說。
此類隐私除了老婆和親密的朋友之外，不能跟其他人說。
在過去的幾年間，我沒有交到多少好朋友，而且，我老婆海倫1971年跟我離婚了。
現在，我們每年隻在聖誕節的時候，交換一下賀卡。
你好嗎？工作順利嗎？新年快樂！
因為卡特琳娜的信，我徹夜未眠。
她幹嗎不寫明信片呢？除了“親愛的拉裡”之外，整封信就一句話。
但是，那句話又勝過千言萬語。
一句話就足夠了。
我記得父親在飛機上的樣子，一萬八千英尺的高空，我們從紐約一路向西，他的臉蒼老、憔悴。
根據飛行員的介紹，我們剛剛飛過奧馬哈，父親說：“實際上比想象的要遠，拉裡。
”他的聲音中透着一絲悲涼，我感到很不安，因為我不知道原因。
讀了卡特琳娜的信，我明白了。
我們從小生活在奧馬哈以西八十英裡處一個叫做赫明福德霍姆的小鎮上——父親、母親，卡特琳娜和我。
卡特琳娜比我小兩歲，大家都習慣叫她凱蒂。
她是個漂亮的女孩，是個漂亮的女人。
即使在她八歲的時候，也就是谷倉發生事故的那一年，你就已經發現，她滿頭玉米穗絲般的秀發永遠不會褪色，一對斯堪的納維亞風格的藍眼睛，始終深邃、明亮。
那對眼睛，哪陷隻看一眼，你就醉了。
說到這裡，你也許會說，我們隻不過是些鄉下人。
我父親有三百畝土地，平坦、肥沃，除了種植飼料用玉米外，他還養牛。
大家給這片土地起了個名字：家園。
在那些日子裡，除了80号省道和内布拉斯加96号公路之外，其餘的都是土路，因此，要想進一趟城，三天前就得做準備了。
現在，我是美國最優秀的獨立公司法律顧問之一，大家都這麼說——從誠實的角度出發，我必須承認，他們說得沒錯。
一家大公司的主席曾經把我作為他聘用的專家介紹給董事局的各位成員。
我穿昂貴的西裝，我皮鞋的材質也是一流的。
我手下有三名全職助理，另外還有十幾位，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随叫随到。
可是，小的時候，卡特琳娜和我，我們走的是泥巴路，上的學校隻有一間教室，沒有書包，課本和文具都是用繩子捆綁着背在肩膀上。
有的時候，春季，我們沒有鞋，隻能光腳。
那個時候，光着腳的人，怎能進飯店呢？
怎能去商店買東西呢？後來，我們的母親死了——卡特琳娜和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城裡的一所中學讀書—兩年後，我父親的“家園”沒了，他找了份工作，推銷拖拉機。
雖說那不是世界末日，但不管怎麼說，那個家散了。
父親工作幹得不錯，九年前，開了專賣店，自己當了經理。
我拿到了橄榄球獎學金，進入内布拉斯加大學，除了帶球過人之外，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卡特琳娜呢？我想說的主要是她的事情。
谷倉裡的那起事故發生在十一月初的一個星期六。
說實話，具體是哪一年，我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年，艾森豪威爾還在台上。
母親去參加哥倫比亞城舉辦的一個燒烤節，父親去附近的鄰居家（大約七英裡外）幫他們修理除草機。
家裡應該還有一個幫工，但那天沒有看見他。
後來，沒過一個月，父親就把他解雇了。
父親離開之前，給我安排了一系列的事情（當然，凱蒂也有份），并且告訴我們說，要等所有事情做完之後，才能出去玩。
沒關系，用不了多長時間。
那是十一月，每年到那個時候，因新年計劃沒有完成而産生的懊惱情緒已經過去。
我們年初決定做的事情已成泡影，我們總是食言。
那一天，我記憶猶新。
多雲的天氣，雖然氣溫不是很低，但感覺有些冷。
霜凍、冰雪和凍雨的季節即将來臨，田野光秃秃的，就連牲口也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奇怪的是，屋子裡有風鑽進來，以前從沒這樣過。
在那樣的日子裡，唯一好玩的地方就是谷倉。
那裡暖和，能聞到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