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哪裡？到底為什麼開槍？她對這人做了什麼事？誰恨她到要開槍射殺她，讓她留在人行道上淌血？這些恐怖的問題持續不斷地向她襲來，它們仿佛成了具有生命的活物。
安最後終于把自己拉回來，陷進坐位裡，環顧四周如山的檔案。
現在那些問題變成較次要且模糊的聲音了。
“我剛剛拿的那個檔案到哪兒去了？”她大聲地說，以蓋過那些聲音。
漢克的屍體埋在哪裡？另一個聲音又迸出來。
那晚那段四下無人的公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誰把她的生活整個颠倒了？
那是當你開始問些沒有答案的問題時的問題——安想。
一組問題隻會引發另一組問題。
大約十點，安從咖啡室回坐位時撞見波利·羅傑斯，“安，”他說，手上拿着一個厚重的案夾，哭喪着臉，“我知道你剛回來，但我實在搞不懂這個賓果。
這比弄懂我的退稅單還難。
”
安笑了。
賓果單是他們對刑期計算表的戲稱，那表格讓很多人想起退稅單。
加州在很多年前通過了一條重要的法律，将每項罪狀都訂出各自的刑期。
“沒問題！”她對他說，“到我的位子上來，我們馬上來研究看看。
”
二十七八歲的波利·羅傑斯是個瘦小的男人，瘦弱到坐在辦公桌前還要墊個枕頭才夠高。
安從來沒有看過他吃東西，傳言說他有飲食失調的毛病。
但他是個讨人喜歡的家夥，且安向來總願意對經驗比較差的同事伸出援手。
“現在，波利，”等他拉椅子過來坐在她的桌旁之後她說，“給我你的賓果單和法院的指示，列出定下的罪狀，還有你的建議。
”
羅傑斯把整個檔案都拿給安，等着她閱讀每個細目。
安發現，他覺得這麼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現在處理的這個案子牽涉到多重罪狀，而且全是性犯罪。
性犯罪的判刑指标比所有其它犯罪都來得複雜。
每一年新增的法條都有影響。
安是這方面衆所皆知的專家，她可以在一分鐘内就把一個五十項罪狀的案子用心算算出刑期；相反地，羅傑斯以及其餘大部分人則根本算不出來。
“這是你出錯的地方。
”她對他說，指着那張單子，“這一條的刑期要連續服刑，而不是同時服刑；而且你把原先的盜竊罪的加重刑期放錯地方了。
”
羅傑斯沒有聽懂安在說什麼，“為什麼那個該死的法官不能自己算出這些東西？他們賺的錢比我們還多。
”
這是大多數被派到法院來服務的監護員的共同感想，安已經聽得太多了，所以隻有聳聳肩一笑置之。
“何不先看看你現在加起來的刑期答案是多少，波利？”她說，把改正過的單子交給他，等着他把答案算出來。
這幾年來，這份工作已經越來越專業化。
一直到六個月之前，波利·羅傑斯的職務還隻是外勤服務。
在那個職位上，他隻需要監督罪犯，并在他們違反緩刑法時提出報告就沒事了。
外勤服務員跟法庭調查員完全是兩回事。
許多人對待辦的案件都掉以輕心，穿着牛仔褲和汗衫來上班，且很少必須為
案子出庭。
現在波利被調到法院内服務，工作就集中在為法庭書寫及調查審判前的報告。
“你為什麼加重這條刑期？”安說，從他的背後看着那張表。
“因為他用槍。
”他回答。
“但你已經以使用武器加了兩年給他了，那樣你就不能再以同一理由要求更高的刑期。
懂嗎？”安說，“那就像是雙重責難了。
他不能在同一項罪行上被懲罰兩次。
”
“那麼，”羅傑斯說，很顯然被弄糊塗了，“他的前科也是加重刑期的因素，而我已經采用那點加重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