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說，想從戰争中潔身自好地走出來真是太難了。
戰争是個地獄。
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面軍第四近衛集團軍。
我們到達還沒幾分鐘，主治外科醫生出來打量我們一番，就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台……”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史蒂倍克美國重型卡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隻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一個小時之後，我就已經上手術台工作了。
一直做下去……一連做了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兒，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
兩三個傷員中總有一個不治而死，我們不可能救活所有人。
三分之一是死在手術台上的。
我們在士麥林卡火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
火車停了下來，我們都四散逃離躲避。
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闌尾，今天就已經在奔跑了。
我們在森林裡坐了一整夜躲避飛機，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
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索樹林。
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樣鑽到地下去。
我抱緊一棵白桦樹站牢：“啊，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麼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着白桦樹不放，都引起一陣笑聲。
其實，當時真是千鈞一發啊，不是嗎？我就是那麼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樹厲聲尖叫……
我是在維也納迎接勝利日的。
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動物園。
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大家都被帶到了集中營去看展覽受教育，但我并沒有去……直到現在我還很奇怪，當時我為什麼不去？……其實就是不想難受，就是想高興點、開心點，想看看另一種生活……
——維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謝瓦爾德舍娃
（上尉，外科醫生）
我們家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
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
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
我那時隻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
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
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
他們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的，我們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敵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掃射？于是他們又說，這樣吧，我們一起去打聲招呼，就說我們已經全都被掃射過了。
我們到達了前線。
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杆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
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就是家裡的獨生女。
在這裡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
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裡代替肥皂，因為肥皂還沒有運到，原來的已經用完了。
襯衫都很髒，滿是虱子，還盡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難很難……
——斯維特蘭娜·瓦西裡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戰洗衣隊戰士）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一個傷員，常常會想起那張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
您想想看，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
骨頭都出來了……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麼處置這種傷口，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看到這樣子時，我支持不住了，惡心得直想吐。
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水喝。
”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好可憐。
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
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
“哼！”我心裡責備自己，“好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貴族少女！人家受傷都要死了，而你這軟弱的造物，還惡心啥呢……”我趕快打開急救包，給他包紮傷口。
就這樣，我開始鎮靜下來，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戰地服務。
我現在常常看一些戰争影片：護士上前沿陣地時，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幹幹淨淨，還不穿棉褲，隻穿一條小短裙，鳳尾發型上戴一頂船形帽。
唉，太虛假啦！難道我們這樣子還能去背傷員？……周圍清一色都是男人，怎麼能穿着一條短裙這樣爬來爬去？說實話，隻是在戰争結束時，上級才把裙子當作盛裝發給我們。
也隻有在那時，我們才領到了針織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襯衣。
您知道嗎？我們真是欣喜若狂，為了能讓人看到我們裡面的内衣，我們就把套頭軍裝前面的扣子統統解開……
——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
（上士，衛生指導員）
我們遇到了空襲……敵機一遍一遍地轟炸，沒完沒了地轟炸。
人們都争先恐後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
忽然聽到有人在聲音微弱地呼喊：“幫幫我……救救我……”而我還在繼續跑……過了一會兒，喊叫聲又傳到我耳朵裡，我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護挎包的分量，還有一種負疚感。
恐懼頓時抛到九霄雲外！我扭頭就往回跑：原來是一個受傷的士兵在呻吟。
我立刻沖上去為他包紮，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戰鬥到深夜才結束。
清晨又下了一場雪，大雪覆蓋上很多很多的屍體……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舉着……伸向天空……您不是問我那時候有沒有幸福感嗎？我告訴您：突然在死人堆裡發現了一個活着的人，那種感覺就是幸福……
——安娜·伊萬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