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娜·貝麗娅
（護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個死者……我低頭站在他旁邊哭……痛哭不已……就在這時有傷員喊叫起來：“快來給我包紮腿啊！”他的一條腿在褲子上搖晃着，已經被炸斷了。
我撕下他的褲子。
“把我的腿給我，放在我旁邊！”我就那樣做了。
他們隻要還有意識，就絕不丢下他們的手臂或腿腳。
他們要回自己的斷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戰争中我曾想過：對于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永遠不會忘。
而事實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漸淡忘了……
一個年輕漂亮又風趣幽默的小夥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
我本來以為所有犧牲的人都會得到隆重安葬，但人們隻是把他擡起來，送到了一片榛樹林裡，草草挖了個墳坑……既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就把他放進坑裡了，然後直接蓋上了土。
陽光是那麼強烈，照曬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連遮太陽的篷布也沒有，沒有任何陪葬，隻好讓他穿着身上現有的軍裝和馬褲。
好在他的服裝還是嶄新的，顯然他剛到前線不久。
就這樣把他安葬了，坑很淺，剛好夠他躺進去。
他的傷口不大，卻是緻命傷——一槍命中了太陽穴，血也流得不多。
這樣一個人現在躺在那兒，就跟活着一樣，隻不過臉色是蒼白的。
掃射之後便開始地毯式轟炸，炸爛了這片地方。
我不知道還會留下什麼……
但我們在那種處境裡怎樣埋葬死者？隻好就近，在我們所待的掩體附近，挖個坑，把他們埋掉就得。
隻留下一個土堆，不用說，隻要是德國人緊跟過來，或者開來汽車，墳頭會立刻被軋平，成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麼痕迹都不會留下。
我們經常在樹林裡掩埋戰友……就在那些橡樹底下，在那些白桦樹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沒勇氣到森林裡去，特别是到長着老橡樹和白桦樹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種地方停留……
——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柯爾日
（騎兵連衛生指導員）
在前線我失聲了……我有一副美麗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鄉我的嗓音才恢複了。
晚上親朋好友聚餐時，幾杯酒下肚大家就說：“來，維拉，唱一個吧。
”我就放歌一曲……
我離開家上前線時，可以說是個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是個成績優異、品行良好的蘇聯女中學生。
可是到了前線……在那裡我開始禱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禱，出聲地禱告，祈禱詞也很簡單……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話……意思隻有一個，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媽媽。
真正的祈禱方式我并不知道，我從沒有讀過《聖經》。
也沒有人看見我祈禱，我是暗地裡悄悄祈禱，小心翼翼。
因為……我們那時是另外一種人，當時都是另一種生活。
您明白嗎？我們想事情和現在不一樣，我們都明白……因為……我來給您講個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當中發現一個教徒，當他祈禱時，士兵們都嘲笑他：“怎麼樣，上帝給了你什麼幫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為什麼要容忍這一切發生呢？”對于一個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們絕對不理解，說是如果耶稣愛你，為啥他不來救你啊？我是戰争結束後才開始讀《聖經》的……現在我要一輩子讀《聖經》……說回到那個士兵，他也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了，就是不要開槍。
他拒絕說：“我不能啊，我不能殺生！”其他人都同意殺人，但他就是不同意。
時代？那是什麼時代啊……可怕的時代……就因為信教……他被送交軍法審判，兩天之後就被槍決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個時代……那是另一種人……該怎麼向您解釋呢？該怎麼解釋啊……
幸運的是，我從來沒見過那些被我殺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樣……現在我認識到自己也是殺生的。
現在想到這些了……是因為我老了吧。
我為自己的靈魂祈禱，我囑咐女兒們，在我死後，我所有的戰鬥勳章都不要送進博物館，要交到教會去，送給神父……那些死者，他們經常來到我的夢中……被我殺死的人們……雖然我沒有看到過他們，但他們卻在夢中來看我。
我睜大眼睛找啊找，也許有人隻是受傷，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能救活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反正他們都死了……
——維拉·鮑裡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機槍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給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條腿都鋸下來，當我把斷腿搬出去，放到盆子裡時，抱都抱不動。
我記得，那些斷腿都很沉。
我輕輕地抱着，不能被那個截肢的傷員聽到，又像抱個孩子，像照顧嬰兒那樣小心翼翼……特别是幾乎從大腿根上截下來的腿，我最受不了。
那些麻藥還起作用的傷員，要麼是在呻吟，要麼就在叫罵，俄語中所有罵人的話都用盡了。
我身上總是濺着血迹……像點點櫻桃一樣……不過是黑色的……
可是給媽媽寫信我從來不寫這些事。
我隻寫道：這裡一切都好，我吃得飽穿得暖。
媽媽已經把三個孩子送上前線，她心裡夠難過的啦……
——瑪麗亞·賽麗維斯特羅夫娜·巴若科
（戰地護士）
我出生在克裡米亞……距離敖德薩不遠。
1941年，我從克爾登姆區的斯洛博德中學十年級畢業。
戰争爆發後，開始幾天我一直從電台收聽廣播。
我聽懂了，我軍是在撤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