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到兵役委員會要求參軍，被送回了家。
又去了那裡兩次，兩次被拒絕。
7月28日，後撤下來的軍隊通過我們斯洛博德，我就與他們一起奔赴前線，根本沒有什麼入伍通知書。
我頭一次看到傷員，吓得昏了過去。
過後就挺過來了。
我第一次爬到槍林彈雨中救傷員時，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壓倒炮火的轟鳴。
後來就完全習慣了，過了十天後，我自己也被打傷，我就自己把彈片拔出來，自己給自己包紮……
1942年12月25日，我們五十六集團軍三三三師堅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
敵人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它奪過去。
戰鬥打響了，德軍坦克向我們進攻，但我軍的炮火打得它們寸步難行。
德國人退了下去。
在開闊地帶，我們一個炮兵中尉受傷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
幾名衛生員沖上去想把他救回來，結果都犧牲了。
兩條救生犬爬過去（我在那兒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種狗），也給打死了。
這時，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來，先是小聲，然後就高聲唱起一支我們在戰前最喜愛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勳》。
雙方的士兵——我們這邊和德國人那邊——全都安靜下來。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彎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陣地。
我一邊走一邊暗自想：“隻要不打後背就行，甯可讓他們打我的腦袋。
”當時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後一瞬間……想知道我當時感覺到痛苦沒有？太可怕了，我的媽啊！可是最終，一聲槍響也沒有……
那時發給我們的衣服根本不夠用：就算是發了新衣服過兩天也全都沾滿血迹。
我救的頭一個傷員是上尉貝洛夫，最後一個傷員是謝爾蓋·彼得洛維奇·特羅菲莫夫，迫擊炮排的中士。
1970年他來我家做客，我把他頭部受傷的地方指給女兒們看，那兒落下一塊很大的傷疤。
我從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傷員。
有個新聞記者算了算：整整一個步兵營……我們要把那些比自己重兩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傷員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還要拖走他的武器，他們還有軍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帶走……放下一個，立刻再回去背下一個傷員，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沖鋒就要來回這樣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員的體重。
現在簡直不能相信……我們那時怎麼能做到這一點……
——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斯米爾諾娃
（娘家姓古哈爾斯卡娅，衛生指導員）
那是1942年，我們越過前線去執行任務，隐蔽在一片墳場附近。
我們知道，德國人距離我們隻有五公裡遠。
這是在深夜，他們一個勁兒地發射傘式照明彈。
照明彈一發接一發，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
排長把我帶到墳場邊，指給我看照明彈是從哪裡發射出來的，那兒是一片灌木叢，裡面可能有德國人。
雖說我不害怕死人，從小就不怕墳地，可我那時才二十二歲啊，又是第一回站崗，所以兩個鐘頭裡吓得夠嗆。
結果，早晨我發現了一绺初生的白發。
我站崗時，眼睛緊盯着那片灌木叢，它簌簌作響，搖搖晃晃，我總覺得好像有德國鬼子從那裡走出來……好像總是人影綽綽……鬼怪精靈在附近……而我孤單一人……深夜裡在墳場站崗，這難道是女人幹的事嗎？男人們對待一切都比較簡單，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該站崗了，該射擊了……而對于我們，這畢竟太難以接受了。
或者一口氣急行軍轉移三十公裡，背着全部戰鬥裝備，又熱又乏，連馬匹都累癱了……
——薇拉·薩弗隆諾夫娜·達維多娃
（列兵，步兵）
你想問在戰争中最可怕的是什麼？你在等我答複……我知道你在等什麼答案……你以為我的答複一定是，戰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這樣吧？我認識你那幫哥們兒，新聞記者那些玩意兒……哈哈哈……你怎麼不笑啊？啊？
其實我要說的是不同的答案……對我來說，在戰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褲，這才是最可怕的了。
這對我來說就好像……我形容不出來……嗯，首先吧，非常難看……你上了戰場，本來是準備為祖國去犧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褲。
看起來總是很可笑、很荒唐。
那時候的男式内褲都是又長又寬，是用棉緞制作的。
在我們掩蔽洞裡有十個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褲。
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過了四年。
後來我軍反攻，打出了蘇聯邊境……用我們政委給我們上政治課時的話說，就是我們打到野獸的巢穴去了。
我們到達第一個波蘭村莊附近時，全都換了服裝，上級發給了我們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還第一次給我們送來了女人内褲和胸罩，整個戰争中這可是頭一次。
哈哈哈……嗯，明白嗎？我們總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為什麼不笑？你哭了……是啊，為什麼要哭呢？
——蘿拉·阿赫梅托娃
（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準我上前線……我當時剛過十六周歲，離十七歲還差得遠呢。
我們家有個鄰居被征召了，她是個醫助，入伍通知書送到她家，她哭個不停，因為她家裡還有個很小的男孩。
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員會對他們說：“讓我代替她去吧……”媽媽不許我去參軍，她說：“尼娜，你才幾歲啊？再說戰争很快就會結束的。
”母親就是疼愛孩子。
戰士們看到我，有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