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我就是确信無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産黨員，我自己也曾經是共産黨員。
我信仰共産主義，我為實現共産主義而生存，也正因為這個信念，我才幸存下來。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後，我聽他談到斯大林的錯誤，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在戰争期間，我也高喊過：“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強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撐……
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遊擊隊打了兩年仗……在最後一次戰鬥中，我的兩條腿都受傷了，整個人失去了知覺。
可那是在天寒地凍的地方啊——待我醒過來時，兩隻手也凍傷了。
别看現在我的兩隻手很靈活、很健康，可當時都發黑了……兩條腿當然也凍傷了。
如果不是嚴寒，兩條腿興許還可以保住，因為它們當時還在流血呢。
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們找到我時，把我與其他傷員一起集中到了一個地方。
傷員有很多，又正在被德軍包圍，遊擊隊要撤退突圍出去，我們就像柴火一樣給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處，隐藏起來。
就這樣運來運去，後來遊擊隊才向莫斯科報告了我的傷情，畢竟我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算是個大人物，人們都為我感到驕傲。
我是從最基層，一個普通的農婦，從一個農民家庭成長進步的。
我很早就加入了共産黨……
我的腿就這樣沒有了，被截肢了……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樹林裡動了手術，條件是最原始的。
他們把我放在桌子上，連碘酒都沒有，使用簡單的鋼鋸，把我的雙腿鋸了下來……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沒有。
同志們又跑到六公裡外的另一支遊擊隊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
那時什麼都沒有，更不要說麻藥了，代替麻藥的是一瓶家釀白酒。
什麼手術器械都沒有，隻有一把普通的鋼鋸，木匠用的鋸子……
遊擊隊一直同莫斯科聯系，要求派飛機來。
一架飛機飛來了三次，但隻能在高空盤旋，周圍的敵人拼命向它射擊，無法下降。
第四次，飛機總算降落了，可我的兩條腿已經截掉了。
後來，我在伊萬諾夫和塔什幹又做了四次修補截肢，因為發生了四次壞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來越高。
第一次我還哭呢，因為想到今後我隻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隻能爬行，所以哭得很傷心。
我自己也不知道後來是什麼幫助了我，支撐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樣說服自己的。
當然，我遇見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
有位外科醫生，他自己也沒有腿，他有一次談到我的時候，這樣說道（這是别的醫生轉告我的）：“我對她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給那麼多男人做過手術，卻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的人。
沒有叫喊一聲。
”我确實是有毅力……我已經習慣于在别人面前表現得堅強有力……
後來我回到了後方，回到迪斯納，我的家鄉小城。
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現在走路不行了，因為我老了。
可當初那會兒，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裝了假肢到處都可以去。
我常常到集體農莊去，因為我那時是區執委副主席，承擔了很繁重的工作。
我從來不坐在辦公室裡，總是往農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