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離開逃亡的難民群回到我母親那兒去，因為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
那年他才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
我怎麼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了？我們住在地下室裡，每當有人從街上走過，我們會看到一雙雙大皮靴。
有一次，兒子不知為什麼，從床底下爬了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失聲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法西斯們曾用皮靴踢過他……
不過，這反應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
有一次他在院子裡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裡，突然擡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啊？”
我就給他解釋說：“爸爸啊，他是面孔白淨的美男子，他在軍隊裡打仗。
”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蕩開進城來。
我兒子哭着跑回家來說：“那裡沒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沒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們全是年輕小夥子，面孔曬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從戰場上回來時已成了殘廢，而且也不再是年輕人了，他變成了一個老頭。
我真是有苦說不出：兒子已經認定他的父親是個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來的卻是個老頭，一個病人。
兒子好長時間不承認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樣稱呼他。
我隻好想法讓他們父子倆彼此親近起來。
丈夫下班回家經常很晚，我就問他：“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季瑪急壞了，說：“我的好爸爸到哪兒去了？”
丈夫打過六年仗（還參加過對日戰争），确實是跟兒子生疏了，跟這個家生疏了。
每次我給兒子買了東西，總要對他說：“這是爸爸給你買的，他惦記着你……”
後來他們就相處好了……
——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地下工作者）
那就說說我的故事吧……
我從1929年起就在鐵路上工作，當火車副司機。
當時在蘇聯各地還沒有一個女司機，這正是我的夢想。
機務段領導很無奈：“一個姑娘家，卻一定要幹男人的活兒。
”我還真就夢醒成真了。
1931年，我開創了咱們國家的先例，成了第一個火車女司機。
您大概不信，當年我開火車時，每到一個車站都有許多人圍上來看熱鬧：“呵，姑娘家開火車了。
”
當時我們機務段的火車頭正好在放氣，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輪流開一個車頭。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個孩子，就做了這樣的安排：如果他出車，我就帶孩子，要是我出車，他就待在家裡。
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來，輪到我去出車。
早晨醒來時，我聽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聲鼎沸。
我打開收音機一聽：“戰争爆發了！”
我趕忙叫醒丈夫：“廖尼亞，快起來！戰争爆發了……快起來，打仗了！”
他跑到機務段去，回來時已經是淚流滿面：“戰争！戰争爆發了！你知道戰争是怎麼回事嗎？”
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