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為再見卡裡做好了準備。
喬丹這個四十萬美金的大赢家在賓館房間裡爆了自己的頭後，已經過了三年。
我和卡裡一直保持着聯系。
他每月跟我打兩三次電話，還給我、我妻子和孩子寄聖誕禮物。
我認得出是香格裡拉酒店的禮品店裡賣的，知道他能隻付标價的零頭就能買到，甚至分文不花。
但他願意這麼做仍然很貼心。
我跟瓦萊莉說過卡裡的事，但從未提過喬丹。
我知道卡裡在酒店有份好工作，他的秘書接電話時說的是：“這裡是總裁助理辦公室。
”我很好奇他是怎麼在短短幾年就爬到那麼高的。
他電話裡的聲音和語調都有變化，聲音更低沉、更誠懇、更客套、更熱情，一個扮演着另一個角色的演員。
在電話裡，我們隻是随意閑聊，八卦那些大赢家、大輸家和酒店住客的好笑故事，但從來不談自己。
最終，我們倆之間會有一個提到喬丹，通常是在電話快結束時，不過也可能是提到喬丹才會令通話無疾而終。
他是我們倆的試金石。
瓦萊莉幫我收拾行李。
我周末過去，所以隻需向陸軍預備役那邊請一天假。
在那遙遠的未來——我已經嗅到了苗頭——雜志的那篇報道會讓我能夠向警察解釋自己為何要去拉斯維加斯。
孩子們都上了床，瓦萊莉收拾着我的行李，因為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會離開。
她沖我微微一笑：“上帝，上次你去那裡簡直太可怕了，我以為你再也不會回來了。
”
“我那時非離開不可，”我說，“事情太糟了。
”
“自那之後，一切都變了，”瓦萊莉沉思着，“三年前我們一分錢都沒有，上帝，我們那麼窮，我都得找我父親要錢，還擔心被你知道。
而你又表現的好像再也不愛我了似的。
那次旅行改變了一切，你回來後就不一樣了。
你不再對我憤憤然，對孩子們也更耐心，還找了雜志的事做。
”
我對她微笑：“記得嗎，我回來時可是個赢家，多了幾千塊，也許要是輸了錢回來，就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
瓦萊莉啪地關上箱子。
“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