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科夫，我覺得他是狗屎。
”
“我也祝他好運。
”我說。
我們陷入了僵局，奧薩諾最後決定隻要九個，這樣正好也能讓它跟通常的十個不一樣。
我很好奇為什麼我們找不出十個來。
他那晚寫完了那篇文章，兩個月後就發表了。
他寫得非常精彩、令人惱火，貫穿全篇，他扔下各種小暗示，說他正在進行的那本偉大小說将會避免這些經典的所有缺陷，并将取而代之。
那篇文章挑起了一場充滿憤怒的騷動，全國各處都有文章攻擊他和他正在寫的小說，那正中他下懷。
這個奧薩諾，他就是個一流的騙子。
連卡裡都會為他驕傲，我總有一天要介紹他們認識。
六個月後，我成了奧薩諾的左右手。
我愛極了這份工作。
我讀了很多書，把我為它們寫的筆記給奧薩諾，好讓他把它們安排給那些自由撰稿評論家。
我們的辦公室是一片書籍的海洋，你完全被它們包圍、被它們絆倒，它們堆滿了我們的桌子和椅子。
它們就像是一大群爬滿動物屍體的螞蟻和蟲子。
我一直都非常熱愛和尊重書籍，但現在也能理解有些智慧的書評家和評論家的輕視和厭惡了，他們起的作用就像是英雄的男仆。
但我熱愛閱讀這一部分，特别是小說和傳記。
我沒法理解科學類、哲學類或更淵博些的書評，所以奧薩諾把它們扔給了其他專業助理。
他最樂意的就是找那些剛出書的重量級文學評論家們，他肢解他們，當他們打電話或寫信抗議時，他告訴他們自己“擊的是球，而不是打球的人”，這種毫無涵養的說辭隻會令他們更加憤怒。
但奧薩諾一直惦記着諾貝爾獎，所以會對某些評論家十分尊敬，為他們的文章和書留足版面，但這種另眼相待很稀少。
他特别痛恨英國小說家和法國哲學家。
不過随着時光流逝，我能看出來，他痛恨這項工作，盡可能敷衍了事。
他還毫無廉恥地利用自己的地位。
出版商的公關小姐沒過多久就學會了，如果她們有本“熱門”書想要這個雜志寫評論，她們就得請奧薩諾出去吃午餐，好好地拍他的馬屁，如果那姑娘年輕漂亮，他還會開玩笑，用一種很溫和的方式讓她們明白可以用自己的屁股來換版面。
他就是那麼直白，這讓我很震驚，我以為這種事隻會發生在電影界。
他跟尋求自由撰稿工作的評論家也做同樣的交易。
他的預算很多，我們付錢派出了很多根本沒采用的書評活兒。
他說話算數，隻要他們做到了，他就做得到。
到我為他工作時，他已經有了一長串的女朋友，她們靠自己在性方面的慷慨而接觸到了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學評論。
我愛死了這與評論高度深刻且有道德的姿态間的反差。
在截稿日之夜，我常常跟他一起在辦公室裡待到很晚。
我們一起出去晚餐，喝一杯，在那之後他會找人上床。
他總想幫我找一個，但我一直告訴他，我的婚姻很幸福。
這慢慢變成個永不厭倦的笑話。
“你還沒厭倦幹你的老婆嗎？”他問，就像卡裡一樣。
我不回答，無視他，這不關他的事。
他會搖着頭說：“你就是第十大奇迹，結婚一百年，卻還是喜歡幹你老婆。
”有時我會惱怒地看他一眼，他便會引用我從沒讀過的某個作家的話，“壞蛋不必存在，時間是最大的敵人。
”這是他最愛的一句話，常常被他拿來引用。
在他那裡工作，我嘗到了文學世界的味道，我總是夢想着能成為其中一員。
我把它想成一個沒有争執和讨價還價的地方。
既然這些人創造了書中那些被人熱愛的英雄，那創造者也應該跟英雄一樣。
當然，我發現他們其實跟其他所有人一樣，隻不過更瘋狂一些，我還發現奧薩諾也痛恨這些人，他會給我上課。
“唯一特别的是小說家，”奧薩諾說，“可不像這些該死的短篇小說家、編劇、詩人、劇作家和那些該死的輕量級文學雜志人。
全都表面光鮮，内裡單薄，身體裡一根風骨都沒有。
你要寫小說，作品就必須要有風骨。
”他琢磨了一會兒，把它寫在一張紙上，我于是知道下周日的評論裡會有篇關于風骨的文章了。
另一些時候，他會大聲數落書評的糟糕寫作，發行量正在降低，而他把這歸罪于評論這一行的枯燥。
“當然，那些操蛋的家夥很聰明，當然，他們有有趣的話要說，但他們寫不出一個合格的句子，他們就像結巴，當你努力聽清他們咬牙切齒擠出的詞語時，他們會踩壞你的腳。
”
每周，奧薩諾會在第二版發表他自己的文章，他的寫作精彩、機智，傾向性大到簡直是盡可能地樹敵。
有一周，他發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死刑。
他指出，在任何一場全民投票中，死刑都會成為大獲全勝的選擇。
隻有精英階層，比如這篇書評的讀者，才會在美國把死刑變成争議性話題。
他宣稱，這是政府最高部門的陰謀，讓罪犯和窮得不能再窮的人去偷、去搶、盜竊、強奸和殺害中産階級是政府的政策，是給底層一個宣洩的渠道，讓他們不會轉身革命。
政府高層估計這樣花費會小得多。
精英階層居住在安全的社區，送他們的孩子去私立學校，請私人保镖，這樣安全地遠離被誤導的無産階級的報複。
他嘲弄那些認為人的生命是神聖的、政府殺害公民的政策會讓人性變得殘暴的自由主義者。
我們都隻是動物，他說，應該像印度人對待殺了人的瘋狂大象一樣對待我們。
實際上，他肯定地說，被行刑的大象都比吸毒後被關進舒适的監獄五六年，然後放出來殺害中産階級公民的殺人犯更高貴，會去更高級的天堂。
當他在讨論死刑是否有威懾力時，他指出，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守法的人，他們的警察甚至不用攜槍，他把這完全歸功于英國人直到十九世紀都還在處決偷蕾絲手絹的八歲孩子。
然後他承認，雖然這的确掃蕩了罪行，保護了财物，但最終，它把那些更具活力的工人階級轉變成了政治動物，所以才把社會主義帶到了英格蘭。
奧薩諾的一句話特别激怒他的讀者：“我們不知道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但我們知道那些被處決的人再也不可能殺人了。
”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他恭喜了美國的統治者能夠如此天才地給他們的最底層人民偷竊殺人的許可，好讓他們不會變成政治上的革命者。
那是篇瘋狂的文章，但他寫得那麼好，整篇看上去很有邏輯性。
我們自由主義的明智讀者中最有名最重要的社會思想家寄了幾百封抗議信來。
一封由激進組織撰寫、美國最重要的作家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