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你想要喝一杯？”
“不，”奧薩諾說，“我已經受夠了所有那些狗屎。
我有七個老婆，九個孩子，兩千個朋友，幾百萬崇拜者，但他們誰也不能幫我，該死的，我也誰都不想見。
”他沖着我咧嘴笑着。
“還要提醒一下你，我過了很開心的一生，”他搖了搖頭，“你最愛的人才能夠殺死你。
”
我坐在床邊，我們花了幾個鐘頭談我們看過的不同的書，他跟我講着曾和他做過愛的所有女人，有那麼幾分鐘，奧薩諾試着回憶起十五年前那個讓他染上病的姑娘，但他想不出來。
“有一件事，”他說，“她們都是美女，她們都值得我現在這樣。
啊，見鬼，又有什麼分别呢？一切都隻是個意外。
”
奧薩諾伸出一隻手，我握住它，捏了捏，奧薩諾說：“叫查理進來吧，你在外面等着。
”在我離開前，他在身後喊着我，“嘿，聽着，一個藝術家的人生不會是完滿的人生。
把這句話刻在我該死的墓碑上。
”
我在客廳裡等了很久，有時我能聽到一些響動，有那麼一刻我覺得聽到了哭泣聲，然後就什麼也聽不到了。
我走進廚房煮了點咖啡，在廚房的桌子上放好了兩個杯子，然後走回客廳繼續等下去。
接着，不是尖叫聲，不是求救聲，甚至都沒帶着悲痛，我聽到查理的聲音，非常甜美又清晰地喊出我的名字。
我走進卧室，床頭櫃上是他以前放青黴素藥丸的蒂凡尼金盒子，盒子開着，空蕩蕩的。
燈還開着，奧薩諾躺着，雙眼盯着天花闆，甚至在死後，他的綠色眸子似乎仍閃着光，在他胳膊下面貼着胸膛的，是查理金色的頭顱，她把床單拉上來蓋住了他們倆的赤裸身體。
“你得穿衣服了。
”我對她說。
她一隻手肘半撐起身體，靠過去親了親奧薩諾的嘴，然後她站起身來久久地俯視着他。
“你得穿好衣服離開，”我說，“接下來會有很多麻煩，我想，奧薩諾想要我做的隻有一件事，讓你不要卷進那些麻煩。
”
我走進客廳，等待着，能聽到淋浴的聲音。
十五分鐘後，她走了進來。
“不用擔心任何事情，”我說，“我會料理好一切的。
”她走到我身邊，把自己置于我的擁抱中，那是我第一次觸碰到她的身體，我現在能夠部分理解奧薩諾為什麼能愛她那麼久。
她聞起來既新鮮又幹淨。
“你是他想要見的唯一一個人，”查理說，“你和我，葬禮後你給我打電話嗎？”
我說是的，我會打的。
然後她便離開了，留下我一個人陪着奧薩諾。
我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然後打電話給警方，告訴他們我發現奧薩諾死了，顯然，他自殺了。
我考慮了一會兒，要不要隐瞞他的自殺，要不要藏起那個藥盒。
但即使我能夠讓媒體和官方都統一口徑，奧薩諾自己也不會在乎。
我告訴他們，奧薩諾是個多麼重要的大人物，好讓救護車立即就來。
然後我打電話給奧薩諾的律師，讓他們負責通知所有的妻子和孩子們。
我又打給了奧薩諾的出版商，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想要發一份媒體聲明，并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個紀念廣告。
不知為什麼，但我想要奧薩諾得到那樣的尊敬。
警方和地方檢察官都有很多問題要問，就好像我是個謀殺嫌疑人似的。
但那很快就煙消雲散了，看來奧薩諾已經給他的出版商發了一封自殺信，告訴對方他将不會把他的小說寄給他們，因為他計劃着要殺死自己。
一場很莊重的葬禮在漢普頓舉行。
奧薩諾在他七個妻子、九個孩子和來自《紐約時報》《紐約書評》《論叢》《哈勃雜志》和《紐約客》的文學評論家的注視下下葬。
一輛大巴滿載着直接從紐約依琳餐廳過來的人，都是奧薩諾的朋友，都知道他會支持這麼做，于是在巴士上裝了一桶啤酒和一個移動小吧台。
他們到達葬禮舉行地時已經醉醺醺的了，奧薩諾一定會為此感到快活。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人們洋洋灑灑寫下幾十萬字的評論，說奧薩諾是我們文化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意大利裔文學巨匠。
奧薩諾要是看到肯定會煩死，他從來都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意裔美國人，但有一件事肯定能讓他高興：所有的評論家都說，如果他能活着發表自己正在寫作的小說，肯定會赢得諾貝爾獎。
奧薩諾葬禮後一周，我接到了他的出版商的電話，要求我在下周去那邊跟他共進午餐，我同意了。
阿卡尼亞出版社被認為是美國最上檔次、最有文學性的出版社，他們的作家出版名冊裡有六七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幾十個普利策和全國圖書獎獲得者，他們因對文學性而非暢銷性更感興趣而知名。
他們的主編亨利·斯泰爾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個牛津的學者，但他跟任何一個巴比特式的嗜财者一樣，立刻進入了正題。
“梅林先生，”他說，“我非常欽佩您的小說，希望有一天能把您也加到我們的作家名單上。
”
“我查看過了奧薩諾的東西，”我說，“以他執行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