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個偵探的故事

蓋布利爾·賽姆不僅僅是一位假冒詩人的偵探，實際上他是一位成為偵探的詩人。

    他毫不掩飾對無政府主義的憎恨，其極端的保守主義觀并不是通過常規性的馴服而建立的，而是因為他在年輕時看了太多的革命者令人費解的愚蠢行為。

    他可敬的品格來得突然，這是對造反的反叛。

    他來自一個怪異的家族——所有的長輩有所有最新的觀念。

    他的一位叔叔總是不戴帽子四處走動，而另一位叔叔曾經嘗試着不着任何衣物隻戴帽子四處走動，但是沒有成功。

    他父親培養藝術情操和自我實現；他母親主内，培養樸素和衛生。

    所以這個孩子在他少不更事時，完全不了解苦艾酒和可可這兩種飲品，他也不喜歡這兩種飲品的益處。

    他母親對他超乎清教徒的節制灌輸得越多，他父親超乎異教徒的自由就鼓吹得越多；當前者有朝一日強迫孩子接受素食主義時，後者已經為人吃人辯護了。

     自嬰兒期就被各種可以想象的反抗圍繞着，賽姆注定不得不反抗，所以他厭惡到隻能脫離理智。

    可是他身上流淌了太多狂熱分子的鮮血，使得他為常識而持的異議也顯得不合乎情理的激烈。

    他對現代人的憎恨也因為一起無法無天的事故達到極緻。

    那起爆炸事故發生時，他就在現場。

    爆炸發生的那一刻，他看不見、聽不見，硝煙消散之後，他看見了破裂的窗戶和流血的面孔。

    從那以後，他的行為一如往常——安安靜靜，彬彬有禮，相當的溫和；但他的心理早已不一樣。

    他不再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把無政府主義者看作一小撮無知愚昧和理智主義夾雜在一起的病态的群衆；他把他們看作是一個巨大而冷酷的威脅，就像一次入侵。

     他不斷為報紙和人們的廢紙簍裡提供故事、詩歌和激烈的文章，以此告誡人們這種野蠻背棄的泛濫。

    不過，他不曾接近他的敵人，更糟糕的是他已難以維生。

    他在泰晤士河堤上來回踱步，嘴裡叼着一支廉價的雪茄進入思索無政府主義的狀态，即使口袋裡放着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像他那麼無情，或是孤獨。

    實際上，他常常覺得政府勢單力薄，已經被逼到萬分危急的絕境。

    他像唐吉珂德一樣狂熱而執着地關注着這個問題。

     他曾在一個暗紅色的夕陽下在河堤上散步，紅色的河流反射出紅色的天空，它們都映襯着他的怒火。

    事實上，天空很黑，而河面太紅，河水似乎比它反射的落日更像猛烈的火焰。

    它看起來就像火焰在一個地下國家的巨大洞穴底下蜿蜒穿行。

     在那些日子裡，賽姆生活很拮據。

    他戴一頂老式的黑色高頂禮帽，披着一件更老的黑色破舊鬥篷，這兩樣物件的組合賦予了他狄更斯和布爾瓦·萊頓作品中早期歹徒的相貌；他黃色的胡子和頭發比很久沒有修整過的塞夫倫莊園的草坪更淩亂不潔，一支花了兩便士買的又長又細的黑色雪茄橫伸在他咬緊的牙關。

    總體上，他看起來就像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而這正是他對無政府主義誓要發動一場聖戰。

     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這河堤上，一個警察問候他“晚上好”。

     賽姆正處在對人類的病态憂慮的危急關頭，這個不請自來的官員就像一個藍色的龐然大物，它的冷淡似乎也刺痛了他。

     “你是說晚上好嗎？”他嚴厲地說，“你們這些人總把世界的結束稱為一個美好的晚上。

    看看那個血腥的紅太陽和那條血腥的河流！我告訴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