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重頭戲啊。
由此我發現，對一個演員來說，他扮演的角色比他的真實生活更加生動。
之前我為什麼沒有意識到好好準備的重要性呢？以前我沒能好好規劃生活，此刻它出現的每個細節都成了額外的負擔，而我也隻能依靠意志力回想起那麼一點點了，相反，我提前計劃好的每個項目都在我眼前重現。
我編的故事中設定好的場景是：我是“二戰”後的萊比錫城附近曼納伯格一所職業學校的學員，我能想象出從學校窗戶飄進來的陣陣惡臭——臭味來自那些燒焦的人和老鼠的屍體，還有成堆的垃圾和碎石。
當提到在那裡的學習時，我的聲音聽起來讓我很滿意。
“曼納伯格的那所學校叫什麼名字？”我的審訊人問道。
他穿着一件德國警察的黑色制服，手裡拿着一捆文件，他一直陰沉着臉，頭發和胡須烏黑油亮，這幾乎讓我都認不出來他是不是德國人了，直到我想起納粹黨人魯道夫·赫斯也有一頭烏黑油亮的頭發和一張陰沉的臉。
“萊比錫中央車站迪埃舒爾，”我回答，“是我的學校。
”
“你在那裡學什麼專業？”
“鐵路貿易。
”
“畢業了嗎？”
“嗯，畢業了，先生。
”
“維爾納，你都是怎麼去上學的？”
“我步行。
”
“每天你都從家裡步行到學校嗎？”
“是的，先生。
”
“還記得路線嗎？”
“嗯，記得，先生。
”
“說說你走過的街道的名字吧。
”
我将街道的名字如數背了出來。
不是我頭腦中的地圖十分清晰，而是我仔細看過戰後不久拍攝的那些照片，因此知道那些街道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的。
“根據你的路線來看，赫爾·弗拉格，你肯定是要經過邵恩海特大道了？”
“嗯，沒錯，先生。
”
“那你給我描述一下邵恩海特大道。
”
在我開口之前，我眼前已經浮現出邵恩海特大道的樣子：“它是曼納伯格很宏偉的一條大道，兩個不同方向的車道中間是長滿草的小島。
”
“描述一下那個小島。
”
“它上面種着樹。
”
“什麼種類的樹？”
“我不知道這樹的名字。
”
“這些樹都被砍了嗎？”
“是的，先生。
”
“為什麼？”
“我不清楚。
”
“邵恩海特大道上有幾個交通信号燈？”
“可能有兩個吧。
”
“兩個？”
“是的，先生。
”
“哪個信号燈旁的樹被砍了？”
“在我去學校路上的第二個。
”
“樹是哪一年被砍的？”
“我不記得了。
”
“你再想想，維爾納。
”
“在我一九四九年畢業之前被砍的。
”
“你的意思是那樹是在一九四七或者一九四九年被砍的是嗎？”
“應該是吧。
”
“你認識這張圖片嗎？”
“認識，這是邵恩海特大道上第二個信号燈所在的十字路口，而且是在樹被砍之前。
”
他的手指向圖片上靠近十字路口的一幢建築物，問道：“你還記得這個嗎？”
“記得，先生，這是戰後曼納伯格新建的政府大樓。
”
“它是什麼時候建的？”
“我不知道。
”
“你不記得它的建設過程嗎？”
“嗯，不記得了。
”
“你每天上學都經過這裡，但是你居然不記得你們鎮上唯一的新政府大樓？”
“嗯，不記得了。
”
“但是你每天上學路上都能看到它，不是嗎？”
“是的，先生。
”
“一九四九年是你在學校的最後一年嗎？”
“是的。
”
“一九四九年，曼納伯格大樓都還沒有建成。
”
“沒有嗎？”
“沒有，維爾納。
”
“我很納悶。
”
“它是一九五一年建成的，這些樹是一九五二年被砍掉的。
”
頓時，我陷入了驚慌之中，難道我東德的自傳寫錯了，抑或是審訊人在騙我？
現在他開始詢問起我在鐵路站的工作，同樣的，我回答出來的名字和模樣與當時記下來的還是有細微差别的：比如我曾經以清潔工的身份被送往一家機車修理廠，這家修理廠是在鐵路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