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呃，好吧。
假設有一個克格勃的間諜，是個訓練有素的調情高手，他可以騙過這些女服務員，從而獲取進入藏身房的機會。
”
“不管你承不承認，”她說，“你是這群新人裡面一開始就很懂行的學員。
”
“呃，我覺得自己懂得确實比一般人略多一些，”我說，“我父親以前是戰略情報局的。
”
“哈伯德？你父親不會是卡爾·哈伯德吧？”
“是的。
”
“我丈夫認識你父親。
”
“我父親很尊重您的丈夫。
”我一直想知道父親究竟有沒有發出那封信，但我覺得他應該已經發了，因為她剛剛說“你父親不會是卡爾·哈伯德吧？”這句話的口氣略有深意。
“我打算和我丈夫說一下你的情況。
”她說。
又過了一周，我沒有收到任何電話叫我去見比爾·哈維，但好在我的工作變得有趣多了，一個新同事也從華盛頓調了過來，盡管我隻比他早來兩個禮拜，但我比他年長，所以他很快就接替了我的工作，我則轉移到代理運輸部。
在那裡我負責記錄共産黨官員的行蹤，比如誰來了波蘭、誰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誰穿梭于東德與東柏林之間。
這其中也包括了收取我方間諜的報告，并繪制出在東德的觀察員分布的網絡圖：出租車司機、各個街頭的報攤商販、東德警察、東柏林酒店服務生，甚至是東柏林著名妓院裡的男侍應。
一九五六年，那時候還沒有柏林牆，所以東柏林的官員常常會夜裡冒險穿越西柏林。
這些網絡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任何新來的間諜都不在我的職權範圍内，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們收集的信息會不會彙集到華盛頓的文獻室，也不知道我們在西柏林的人是否已經執行新的行動。
最終那個電話打了進來，VQ/BOZO想要見我，他就是比爾·哈維。
VQ/BOZO這個假名和VQ/GIBLETS-1、VQ/COLT都是同一個人，假名會根據你和他見面地點的變化而變化。
VQ/GIBLETS-1是他家裡的秘密辦公室，VQ/BOZO是他在庫達姆大街外主要的辦公室，VQ/COLT則是他家後面的回車道。
他曾經有過自己的網球場，這條回車道當時就是為各種車輛掉頭而建的。
如果這個假名是VQ/COLT的話，你就得做好準備随着吉普車上下颠簸然後再跳入比爾·哈維駕駛的凱迪拉克中，當然，這種情況通常很少發生。
我聽說過我有同事被VQ/COLT召喚到網球場，從吉普車裡出來跳進了哈維的凱迪拉克裡面，然後等了四十五分鐘才見到哈維從GIBLETS一路散步過來。
今天是在BOZO見面，他的主辦公室，情況應該會輕松很多。
許多人被安排來見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事情啊！見他之前，先要坐在一間私密隔間裡，大小差不多能放進一個小衣櫃，等着叫到你的名字再進去，然後你就在秘書的指引下走過一條空蕩蕩的走廊到達他的門前。
好像之前就說好了一樣，我們所有等候的人，包括情報官員、美國官員、西德官員，都不會看彼此一眼。
在隔間裡等待的時候，我想做些準備。
我之前被提醒過比爾·哈維很可能坐在他碩大的辦公桌後面，大衣脫去，手槍從肩膀上的皮套裡露出頭來。
但還有一個關于他的傳奇：無論天有多熱，他出現在公共場合的時候都不可能不穿他的夾克衫，汗水流過他的臉頰他也淡然自若，因為聯邦調查局的訓練會讓你形成難以磨滅的禮節觀念。
他也絕不會在公共場合露出那些肩膀上的手槍皮套。
我也被警告過和他見面之後的一轉身他就可能會拿出一支手槍，用手旋轉滾筒，取出子彈，然後瞄準你的方向扣動扳機。
我父親曾說過隻有在聯邦調查局待過的人才會這麼做。
另外，我們都遵照比爾·哈維的指令，無論執行多小的任務，出行時都要攜帶槍支。
去年一年時間，根據估測，俄國人在西柏林制造了二十起綁架勒索事件，德國人自然就是受害者。
克格勃沒有綁架任何美國人，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與它有密切的交通聯系，但是如果蘇聯打破了這個規矩，那麼可能正如哈維設想的那樣，他就是蘇聯選中的那一個。
我還不夠成熟老練，不清楚這樣的恐懼将會如何大肆蔓延開來。
當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我所能感覺到的隻有他巨大的恐吓威力，牆上的槍多到可以擺滿博物館的一條走廊。
比爾·哈維坐在辦公桌後面，正在接聽電話，背心的紐扣全部都解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