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周結束前，我把我的工作都交給了那個新來的接替者，他做起我的舊工作來得心應手，甚至比我做得還出色，因為他的德語比我說得好。
每天早上我都認真地去練槍，并開始相信我也可能成為一名不錯的射手。
我想象過當比爾·哈維先生中了埋伏後能在我精妙的槍法的掩護下成功逃生。
周一早上九點，我準時來到基地長官的辦公室，為我的工作待命，但那天我并沒有跳車到他的黑色凱迪拉克上，一整天也沒有接到任何電話。
我待在我的新辦公桌前，桌上沒有任何文件，就和我在國防部的第一張辦公桌一樣。
第二次見到哈維就是在周二的下午了，當他經過走廊時看到我，似乎有點不高興地嘟哝着：“我們究竟該拿你怎麼辦？”然後又快速向前走開了。
周三，我根本就沒見到他。
我打電話跟我的接替人講解東柏林的網絡結構，我真是再也不想提到“市中心”了！
周四下午，哈維先生快步走了過來，剛一見到我就擺動手掌示意讓我跟他走，我就坐在了凱迪拉克的後座上——坐到他的身旁，我都沒有時間拿上我的大衣，二月的天氣依舊很冷，特别是我還得從車裡出來陪他走到另一間辦公室裡。
他對國務院有着深仇大恨，所以他抓住每個機會在西柏林各處擴展基地職能。
然而我們在領事館還是有屬于自己的堅實後盾的，因為我們大多數的員工還在那裡工作，我們大量的行政工作也得到了順利完成。
他給國務院取代号為“烏克蘭”來表達對它的蔑視，“告訴我掌管軍需品采購的那個渾蛋是誰？”
“弗格森。
”一個助理說。
“你去告訴弗格森繼續執行錄音指令。
”
除了“烏克蘭”，我們還有很多代号，比如“市中心”、BOZO、GIBLETS、藏身房，以及英式花園外的一家我們稱之為CRUMPETS的翻譯機構，還有一個是在霍夫機場外靠近海關的倉庫裡，叫作SWIVET。
我和哈維還要去參觀許多子公司，以及進出口銀行的一切業務。
跟着哈維長官讓我感覺很像陪着巴頓将軍，我父親告訴過我，巴頓将軍曾開着他的吉普車在周邊巡查來鼓舞士氣。
有次巴頓将軍視察一家戰地醫院，有個士兵裝病逃跑，巴頓便毫不留情地扇了他一耳光，這個士兵小聲的抱怨使得巴頓意識到士兵思想上有問題，這會影響到三軍的軍心。
“巴頓有強烈的直覺，他肯定會根據直覺采取行動的。
”我父親說。
哈維總是能挑出辦公室裡不當的細節，或許是一台壞掉的電纜機、一台電話接線機、一位不合适的秘書，又或者是一個準備辭職的部門管理人，哈維都會看在眼裡。
“我希望你可以在柏林再工作兩年，”他會這麼對部門管理人說，“我們需要你。
”并會在他打算離開的時候給他放一個下午的假。
他會用腳踢一踢電纜機，有時候這麼一踢，它就又重新啟動了。
他會路過走廊上八個年輕人的辦公桌，停在其中一張桌子前，拿起一封剛剛發來的電報，點點頭說：“這個行動将會在幾天内升溫，要留心注意點。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
他簡直就是上帝啊，如果上帝不是這麼膀大腰圓、眼神犀利的話！他喝水的時候就像魚兒飲水，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