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走向倉庫。
“抱歉走在你的前面，”他對将軍說，我和将軍跟在後面，“但是我們總部E和A的同事曾說我是這世界上最易被認出來的中情局人員，當然，除了艾倫·杜勒斯以外。
所以，我們不希望共産黨人猜出我為什麼來這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
“E和A是估計和評定嗎？”
“A實際上是分析。
”
“你的同事和我的一樣都用字母做代号。
”
“正是如此，郵件才能順利到達。
”比爾·哈維說。
我們沿着走廊散步，兩邊都是分隔的辦公室，這時候辦公室大多數都是空着的，這時長官打開了其中的一扇門，裡面是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頂上吊着日光燈。
這一刻我還以為我回到了“蛇穴”呢。
在一排排沒有盡頭的桌子邊，錄音機暫停又啟動。
高台上，燈光閃爍，懸臂如同管風琴大小。
燈下有六個工程師坐在桌前，正在研究簽名的本地配置，其他工程師推着一車的磁帶和錄音帶到機器前。
一百五十安培的磁帶錄音機的聲音——比爾·哈維提供了這個數字——正在向前播放或倒退，電子哔哔聲預示着電話交談的開始和結束，混亂的哔哔聲攪得我心神不安，就像我在耶魯聽到的一些高級電子音樂一樣。
是否有東德警察和克格勃或蘇聯軍隊之間的電話對白呢，難道沒有從别的錄音機上截獲成功？它們發出的嗡嗡聲和呼呼聲，它們的加速和慢放，就是對敵人思維的一個縮影。
共産主義精神看起來和聽起來都像極了這個可怕的無窗房間，這場冷戰不過是一段毫無征兆的曆史。
“這裡的所有東西都是行動中的一小部分，”比爾·哈維輕輕說道，“這裡需要安靜。
”于是，他把我們帶到一扇巨大的拉門旁邊，他出來并把門拉回去。
我們沿着斜坡走，進入一個空氣更稀薄的地方，頭頂的燈泡發出微弱的光，我甚至聞到了泥土的氣味。
在斜坡附近，因為隻有極微弱的光和滿屋子的泥土，仿佛我們正置身于古墓裡。
“該死的，”将軍說道，“你怎麼會注意到這些用來加固防空洞的沙袋呢！這個味道真是太難聞了，其中一些還行，其他的，你得捂住鼻子。
”
“我們遇到麻煩了，”比爾·哈維說，“地道挖到五十英尺時我們挖出的泥土散發出惡臭，這吓到了我們。
在這個施工地道的正南方有個墓地，我們不得不避開，因為此事萬一被發現的話，蘇聯就會大肆宣揚美國人亵渎德國陵墓，所以我們繞到了北邊，雖然這塊墓地的土地更好一些。
”
“即使是這樣，我們仍然有必要去除臭味。
”将軍說道。
“不。
”嚴格來說，将軍的地位居于哈維之上，他本該禮貌地說“不，先生”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這個下屬在場，哈維隻說了一個“不”字。
“你打算怎麼去掉這些味道？”将軍堅持問道。
“雖然我們可以忍受這些臭味，但我們必須要找出這些臭味的來源。
”
“這就好，你們這些情報機構人員應該知道怎麼在臭味中工作。
”
“你說得對，将軍，我們已經查出了臭味的源頭，不過這就是典型的工程師的噩夢了。
我們發現我們侵占了下水道區域的化糞池系統。
”
“還是生活的原因。
”将軍說。
我們就在這個直徑約二十英尺的圓洞邊緣，洞很深，我根本估算不了它究竟有多深。
往下瞄一眼，像是從十米跳水闆上往下看，但是越看越深，下面黑洞洞的望不到底。
我一陣眩暈，但并不像擾亂磁場那樣令人不舒服——我得沿着梯子下去到基地。
往下下了約十八英尺，在一個地闆的櫥櫃上，我們把鞋換成靴子，加上了厚厚的鞋底，把我們的零錢都放起來。
哈維豎起手指貼在嘴唇上示意我們不要說話，避免引起回聲，他帶着我們像鴨子一樣走着，眩暈感持續籠罩着我們。
地道裡每隔十到十二英尺就會有一個燈泡照明，一眼望去，地道盡頭越來越模糊直至成為一個點。
我似乎來到了一個滿是鏡子的房間，我們的影像被鏡子無限放大。
一根完美的圓柱，六點五英尺高，六點五英尺寬，接近一千五百英尺長，在地道裡把我們引到一條狹窄的走廊上，走廊兩邊是沙袋堆砌的矮牆，擴音器放在沙袋的間隔上，裡面裝着鉛護套的纜繩，纜繩穿透了整個地道。
比爾·哈維低聲說：“用桶接住水龍頭裡流出的水。
”
将軍回答：“水龍頭在哪？”
“前面。
”比爾·哈維輕聲回答。
我們繼續走着，每一步都很輕盈。
“不要絆倒了！”我們一再收到提醒。
沿路，我們遇到了三個維修工人，他們彼此獨立，各做各的工作。
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