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動中，我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想要提醒你的是，我們這麼一小部分人成功地推翻了專政統治，這項成就在我看來絕不是混亂不堪，這次事件是經過我們完美策劃的。
”
“雖然我并不熟悉危地馬拉的事情，”夏洛特說，“但我也聽說了很多消息，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完成這件事情靠的是我們周密的計劃加上一丁點的運氣，我知道裡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勞。
諸位，我再重複一遍：即使你再給我講述一個難得的成就我還是能夠找出它的根源，是誤解。
”
現場引起一陣騷動。
“蒙塔古先生，你說的是不符合當今社會現象的，”杜勒斯說，“你這完全是憤世嫉俗的言論嘛。
”
“你太極端了。
”有一個貴族說道，這個貴族我并不認識。
“算了吧，别糊弄人了，蒙塔古。
”另一個人說。
“該死的蒙塔古，給我們說點真實的事吧，不要再說這個悲慘的阿拉伯人的事了。
”杜勒斯說道。
他坐在一把很大的皮制扶手椅上，腳穿一雙絨氈拖鞋，厚厚的鞋底踩在椅子上，他的拐杖靠在他身邊的瓷質雨傘旁。
他看上去很暴躁——我又看到了主席的另一面——在這樣的場合，他似乎随時有可能用拐杖打人。
“不，你這個白癡，”他甚至大叫了起來，“不要在這裡說這個話題了，你沒看到我已經痛苦不堪了嗎？”
“具體的案例可能的确會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夏洛特說。
“讓在座的感到痛苦的不是你具體案例引起的不愉快，”杜勒斯說，“而是你的案例都沒有考慮到特殊情況。
”
“好吧，”夏洛特說，“那就讓我們一起看看柏林的隧道事件吧，這可是一個大動作。
”
“好吧，說說你的看法吧，”理查德·赫爾姆斯說，“不管贊不贊同你，這件事最好對我們在座的有點意義。
”
赫爾姆斯說完以後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就好像他的話挽救了整場演講，又帶領大家重新進入正軌一樣。
“既然那樣，我們先說明一下當時的基本情況。
”夏洛特說。
在剛剛激烈的争論下，夏洛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現在局面又再一次回到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他那充滿自信的聲音又回來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在行動之前總是先搜集信息，而且獲得情報的多少往往決定着行動風險的大小。
但是，現在，情況卻反過來了，開展大型行動反而是為了獲取情報。
這完全打亂了原來的秩序，造成不可控制的混亂局面。
去年冬天，那時候柏林的隧道工程還在施工中，成千上萬的翻譯工作者成天都在翻譯電碼以及電纜信息，他們翻譯出來了大量東柏林和莫斯科之間電話、電報等各種往來的信息。
然而這樣的工作難度就好像要從一堆鈾裡面提取出一克的鐳元素，簡直得不償失。
”在座的紛紛發出贊同的聲音。
“現在，這個偉大的工程突然崩塌了，我們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就在剛剛過去的四月的一個晴天，蘇聯的軍用交通工具都聚集在東柏林的這個隧道入口，然後鏟平了附近的道路，鏟平地點不偏不倚就在我們接入蘇聯通信電纜的位置。
蘇聯人費盡心思向我們暗示了他們是得到密報才發生了今天這樣的事，而且他們還知道接下來我們就會思考兩個問題：‘到底是誰做的？’‘什麼時候做的？’當我們不知道問題的答案時，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可怕。
我們明明已經封鎖了所有信息啊，明明所有的間諜、反間諜以及反情報人員都被我們嚴加控制了呀。
但是，我們依然要從這一片狼藉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迹來。
确實，我們有了備選項：這次行動的巨大規模的确有可能令安全問題出現漏洞；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者戰略安全委員會工作的人可以通過我們的技術人員獲取信息。
反間諜活動人員研究這些可能性是希望不要再面對更可怕的對象，因為我們的下一步猜想會更加複雜：這是軍情六處的間諜嗎，還是西德情報局的間諜呢，又或者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如果這所有的線索都要追蹤的話，恐怕那些分析家們會花上個好幾年的工夫了，到頭來得到的結果可能隻是一些真相已經浮出水面一半的可疑點，但這些可疑點都是和當今那些可靠軍官有關的。
因此，‘到底是誰做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