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應該野炊一回來就給霍華德打電話的，但是我發現自己處于一種奇怪又叛逆的狀态中。
我不希望周日晚上的最後幾個小時是在被盤問中度過，所以，我選擇了給基特裡奇寫信，就好像我期盼着能在這個過程中理清我和馬薩羅夫之間發生的事。
我知道，一旦希爾馬·歐梅勒仔細看過我的正式報告，然後再發電報遞交給蘇俄分部時，我與鮑裡斯的這份經曆就完全變了質，雖然我的做法很不符合職業道德，但我就是想要這份經曆完好無損。
然而，我也是進退兩難。
“不要相信你們蘇俄分部的人。
”這句話我一旦寫在報告中，就會帶來極大的危險，因為現在除了我的個人描述，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鮑裡斯紙條上的言論，我一定會被視為擾亂兩國交流的不可信的聯絡人。
也許克格勃本來就是想讓我把這句話傳達給蘇俄分部，以期達到擾亂蘇俄分部的目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不提及這張紙條，才是更為謹慎的做法。
當然，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家咖啡館有可能安裝了攝像頭，拍到了鮑裡斯遞給我一張紙條，我看過之後他就把紙條放進煙灰缸燒毀，之後我們兩人都嚴肅地注視着這一切。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我若不向亨特和歐梅勒彙報這件事，而且蘇俄分部的确存在一個克格勃卧底的話，那他可能就會看到這份錄像，并以此來敲詐我。
因此，我決定在我的報告中寫上馬薩羅夫遞給我紙條的事，但是我會省略紙條中提到蘇俄分部有内鬼的相關内容。
如果克格勃的目的是讓我們懷疑自己人，那麼我不會讓他們奸計得逞。
雖然保留一部分内容不上報會顯得紙條内容太模糊，但我決定冒這個險。
為什麼？就好像有人将粗魯的手指戳到我的胃裡——這個問題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
的确，這事怎麼能不讓人“壓力山大”呢？為什麼要上報？為什麼不報呢？如果這則消息擾亂了蘇俄分部，那麼毫無疑問他們将在此之前就已經遭受損失了。
然而，我知道我不會改變主意，但我今天沒打報告的原因不僅是因為與歐梅勒住得這麼近就像和傳染病同居一樣，而且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他謹慎的懷疑。
盡管如此，我仍然無法知道我這麼做的私人動機是什麼。
我内心深處的頑固本能讓我這樣做的。
現在是周日晚上十點，再不給霍華德打電話就太不合适了。
我去了街上，找到一個付費電話。
七月十八日的大街上，夜晚安靜得如同周二威斯康星州綠灣的午夜。
“該死的，你去哪兒了？”他一開口就這樣的話。
“與我們的朋友喝酒了。
”
“一直到現在？”
“坦白說吧，霍華德。
七點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