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摩德納分手後，我并沒有感覺十分痛苦，可能是因為遠離了傷心地所以傷口有些麻木了吧。
然而從危地馬拉返回邁阿密之後，這份痛苦便無處可逃了，很快我就打電話到楓丹白露——雖然我已經下定決心不和她說話，但至少我可以知道她是否還在邁阿密——前台告訴我她已經搬去華盛頓了。
我會問她要新的轉寄地址嗎？當然不會。
光是說出這幾句話就已經讓我很吃力了，感覺就像我們再一次分道揚镳了一樣。
佛朗迪出現的新難題還等着霍華德和我去解決呢。
佛朗迪推出了一些人與曼紐爾·雷的人取得聯絡，但這些人卻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級。
待在邁阿密的古巴流亡者有一半都相信曼紐爾·雷是卡斯特羅的間諜。
另外，曼紐爾·雷主張在哈瓦那建立最大的地下網絡。
此外，委内瑞拉和波多黎各的總統都對他懷有好感，而且據說他們都深受肯尼迪政府的影響。
我很同情亨特，他工作如此努力，而且在他并不贊同古巴人的那一套政治綱領的條件下，他還能夠竭盡全力促進古巴的政治運動。
可是現在，他卻要被迫接受一個在他看來和布爾什維克黨有親緣關系的古巴人。
“你看看雷的政策，”他抱怨道，“保持卡斯特羅的銀行國有化、醫藥社會化，拒不恢複任何沒收的财産，同時還和共産主義政黨集團保持着緊密聯系。
曼紐爾·雷就是個赤裸裸的卡斯特羅主義追随者。
”
第二天，霍華德收到通知去了一趟華盛頓，而後又返回邁阿密，與他随行的還有一則消息——何塞·米洛·卡多納博士被情報之眼選為佛朗迪的領導。
這個人曾做過古巴的總統，就在卡斯特羅獲得哈瓦那大捷之後的幾個禮拜，之後很快就辭職去了阿根廷。
就在最近的這段時間，中央情報局把他帶到了邁阿密。
亨特告訴我，他是個有威望的人，能比托托·巴爾巴羅更好地管理整個佛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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