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起兩腿，樣子像一條被訓練過的聽從命令、搖尾乞憐的狗那樣馴服。

    然後，它敲了敲地闆。

    我們就從那兒開始。

    哈坡詳細地解釋了一項簡單的規則。

    敲第一下表示字母A，第二下表示字母B，一直到第二十六下表示字母Z。

     由于他必須弄清楚他是與他那個降神會舉行前一周被撞死的朋友交談，所以他開始詢問，“你在那兒嗎，弗雷德？”茶幾，停了一會兒，敲了一下。

    為了核實這一點，哈坡問，“你名字的頭一個字母是什麼？”茶幾慢慢敲了六下，表示出字母F。

     我們繼續來。

    那次降神會是在十一月的一個夜裡。

    我們坐在哈坡那韋爾弗利特的小閣樓裡，從夜裡九點到第二天早晨兩點，一直沒離開桌子。

    除了哈坡外，我們彼此都是陌生人。

    這是觀察幻術的每一種可能性的良機。

    可我還是看不漏任何一個。

    我們的膝蓋是可見的，我們的手輕輕地放在桌面上，太輕了，誰都無法弄翻那個茶幾。

    我們坐得這麼近，以至于誰都會發覺他人身體的一舉一動。

    不，茶幾應我們的問題而輕輕敲着，像水從一個杯子裡倒到另一個杯子裡那樣自然。

    它看上去并不是不可思議的。

    倒是有點兒單調乏味呢。

    拼每個字都要費好長時間。

     “感覺怎樣，”哈坡問，“你在哪兒？” 敲了七下。

    我們得到了一個G。

    停了一會兒，接着，開始了一連串的敲擊，茶幾翹起兩條腿，就像一半吊橋，慢慢地，慢慢地升了起來，接着，緩慢悠閑地降了下來，砰地敲了一下地闆。

    接下來，又敲了十八下，用了幾分鐘。

    現在，我們有了個字母R。

    這樣就形成了GR…… “是偉大這個字嗎？”哈坡問。

     茶幾敲了兩次：“不！” “實在抱歉，”哈坡說。

    “繼續來。

    ” 現在我們又得到了十五下。

    我們有了個G，有了個R，還有了個O。

     正當我們得出G—R—O—O—V時，哈坡說，“絕妙的？”茶幾敲了單個一下，作為回答。

     “弗雷德，它真是絕妙的嗎？”哈坡問。

     茶幾再次揚了起來，又落了下去。

    這就像是在和計算者對話一樣。

     我們這樣幹了五個小時，聽到了一點兒弗雷德在另一個世界的情況。

    我們沒得到将會動搖來世學或因果報應說基礎的有關材料。

    那天早晨剛過兩點，我開車回家，風像現在這麼大，我們認識到，那是張多麼平常的茶幾，它無視物理學的許多法規，能夠升降幾百次，為的就是送出來一兩個詞。

    這些詞橫穿了一條我們無法測量的鴻溝。

    車子沿着公路孤零零地轉動着，這時，我脖子後面的毛發豎了起來，我知道我剛才度過了一個可怕的，叫人難以理解的夜晚。

    不管是什麼使它成為現實，它都可能還存在于我周圍的空氣裡。

    在這條被風吹打着的公路上，我孤獨地和它為伴，這條公路離海的深處不遠——不，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感到這麼孤獨過。

    在這條公路上，在它發生時我幾乎沒有體驗到的畏懼，現在都在纏繞着我。

     但是，第二天，我是這麼麻木，好像我的肝髒已經被摔在一面水泥牆上擊碎了一樣。

    的确，我的情緒是這麼低落，以至直到我們在特普羅出醜那天晚上以前，我沒再參加過一次降神會。

    我相信活人能跟死人對話。

    但我付不起和死人對話所需的費用。

     回到家，我生起火，倒了杯酒，開始搜尋我能想起來的關于我到韋爾弗利特的一次旅行的蛛絲馬迹。

    我是兩天前晚上到那兒的。

    我在一台小波其車裡載了另外兩個人，這時，門環砰地響了一聲，我起誓是門環響。

    門給吹開了。

     到如今，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東西進來了，也不知道在我闩門時，它是不是離開了，但我聽到了好像是法庭傳喚似的聲音。

    我又一次聞到了那股難聞的腐臭，這和我在女兒牆下面聞到的一模一樣。

    我可能會沖着對我的要求的無情的邏輯大叫起來，我必須回到特普羅那片森林裡去。

     我盡可能地拖延時間。

    我喝了一杯，又倒上一杯，我知道，不管我喝酒花掉了一個小時還是三天，也不管我最終是清醒還是爛醉如泥，的确，我都必須出去找那個藏人頭的地洞。

    要是我不去，我是不會解脫的。

    現在，控制茶幾敲地闆的那種力量抓住了我——我的腸子，我的心髒。

    我别無選擇。

    沒什麼能證明，留在這裡，挨過這個夜晚的幾個鐘頭，繼續待下去，會比出去找那個地洞更好些。

     我知道。

    曾經有一次，我被抑制在一個比我自己更專橫的吸引力之中。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個星期。

    那時，我每天都要到普羅文斯敦紀念碑那兒去散步，肺裡有冷油，胃裡有虛熱。

    我擡頭瞅着高塔，意氣消沉地往上看着，簡直喪失了全部理性，打算要往上爬。

    在我所能看到的高處，一個把手連着一個把手，灰泥面上，有些鋸齒形凹痕，而在花崗岩那段，表面則是參差不齊，像些小壁架似的。

    爬上去沒問題。

    我能爬上去。

    我在塔底下盡力往上瞅——你會相信我嗎？——瞅得很細，結果沒細心觀察一下那個懸垂。

    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必須爬上去。

    如果我不實現這個打算，那麼比恐慌更糟糕的什麼事兒就會落到我身上。

    也許，我從過去那些恐怖的捕捉物中沒學到别的。

    半夜裡，我常常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但是，最起碼，我擁有了（我能那麼稱呼它嗎？）某種程度的同情，同情那些受到想出去做絕對不該去做的事兒的難以抑制的沖動折磨的人——不管它是誘奸小男孩還是強奸黃花少女——至少，我知道了一種噩夢，它照亮了那些處于麻木狀态中的人們的心。

    這些人從不敢往自己身邊走近一點，他們邁一步，就會災難臨頭。

    所以，在整整那一周裡，當我同對我自己來說頭一把遇到的奇怪念頭苦苦鬥争，試圖戰勝這個外來的精靈，就算是我不必去爬這座紀念碑時，我也得知了人類孤獨的各種滋味兒。

    為了避免見到那個魔鬼，那個深深地隐藏在我們靈魂深處的魔鬼，我們就開始酗酒、抽大麻、紮可卡因、吸尼古丁、吃鎮靜藥、服安眠藥，我們就有了我們的習慣、我們的教堂、我們的成見和我們的固執。

    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愚蠢——孤獨的最大活力！——在我試圖去爬紀念碑以及克服我心中那難以對付的欲念之前那一周，我差不多和它們都遭遇過了。

    我的大腦因為思維旋轉得太快都發燙了，大麻把它推到一邊，酒精又把它扶正過來。

    而我自己的靈魂呢，就像個快要降生的孩子，生怕在子宮裡悶着，拼命掙紮，連哭帶嚎。

    我感到就像日本武士一樣，充滿殺氣。

    我爬上紀念碑。

    我後來感到，不管這件事的結局有多荒唐，爬完後心裡還是挺舒服的，就連在閉上眼睛前後，噩夢也少了。

     那次冒險是值得的。

    現在，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

    我必須回去看看那個死去的金發女人的臉。

    确實，我一定得去看看，盡管我不知道她的末日究竟是出自我的手還是得歸因于别人。

    你會理解我嗎，如果我說，這樣認識仍是一種沖動？這種認識對我的自我保護至關重要——我是處在被法律懲罰的危險中呢，還是處在法律之外那些東西帶給我的危險中？這種沖動出自我所意識到的心靈最深處——我害怕到森林中去看那個人腦袋證明了一定得去的重要性。

     為了省時間，我不想把我進行思想鬥争的細節逐一講給你聽。

    我隻能說，快到半夜了我才完全控制了我的恐怖，去開始我的精神旅行。

    在我的想象中，我整裝待發，離開房子，鑽進小汽車，開出去，開上那條公路，這時候，公路上面那被風刮掉的樹葉子像幽靈的一次大襲擊。

    可是，在開始我的實際旅行之前，這一幕幕可以預想到的細節，構成了我的精神旅行。

    我現在才在我那恐怖的中心處發現了構成這次精神旅行所帶來的平靜。

    所以我終于把自己武裝起來，要出發了，走到了門口，準備走進黑夜的真正的空氣中，這時，敲門聲又一次響了起來，就像榔頭敲在我的墳墓上那麼有力。

     有些打擾太深奧莫測了，反而不能擾亂你的平靜。

    當一個人遇上劊子手時，他的胳膊腿兒不一定打戰兒。

    我撥開門闩，拽開門。

     雷傑西走了進來。

    最初那一瞬間，我看到他臉上的緊張和眼睛裡那憤怒的亮光，以為他是來逮捕我的。

    他站在門廳裡，盯着起居室裡的家具，來回晃着頭，但他晃頭晃了那麼長時間，以至于我終于搞懂了，他正在轉動着脖子，是想以此來緩和一下他的緊張心情。

     “我到這兒來不是為了喝酒，夥計。

    ”他終于說話了。

     “噢，你可以來一杯。

    ” “一會兒再說。

    我們先來談談。

    ”他那憤怒的眼光射進了我的眼睛，然後，讓人意外地——因為我不認為他看到了我顯露出這樣的堅定來——他把眼光轉到了别的地方。

    他不會知道我正準備幹什麼去。

     “你，”我問，“星期天還在工作嗎？” “你今天到西頭兒去了，是嗎？” 我搖了搖頭。

     “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 “不知道。

    ” “每一個警察都在望夫台酒家那兒。

    鎮子裡的每一個警察。

    ”他打量了我一下，“我坐下你不介意嗎？” 我不介意。

    我表示了一下，暗示了這個意思。

     他坐了下來。

     “瞧，馬登，”他說，“我知道你日子過得相當忙碌，但你大概會想起來今天早晨你接到過一個叫默溫·芬尼的打來的電話吧。

    ” “望夫台酒家的老闆？” “你總是在那兒吃飯，還不知道他的名嗎？” “嘿，”我說，“别打斷我。

    ” “行，”他說，“你幹嗎不也坐下來呢？” “因為我準備出去。

    ” “芬尼給你打電話是關于一輛小汽車的事兒，對嗎？” “小汽車還在那兒？” “你告訴默溫·芬尼，”阿爾文·路德說，“說你記不住和潘伯恩在一塊的那個女人的名字了。

     “我現在還是想不起來。

    它很重要嗎？” “可能不太重要。

    除非她是他妻子。

    ” “我想她不是。

    ” “唷，很好。

    你是人民的精明法官。

    ” “我不夠機敏，猜不着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 “噢，我會告訴你的，”他說，“可我不想歪曲你的觀點。

    ”他又死死地瞅着我的眼睛，“對潘伯恩，你能說點兒什麼？” “一個大公司的律師。

    反應敏銳。

    一個和一個金發女人同遊的遊客。

    ” “他出事了嗎？” “不太可能。

    ” “為什麼？” “因為我想和傑西卡一塊兒到别的地方去，可他妨礙了我們。

    ”我停了下來。

    要說得有好多呢，因為雷傑西是個警察。

    精神壓力從他那兒跑掉了。

    不久，你就會出錯兒的。

    “噢，”我說，“那就是她的名兒。

    我剛想起來。

    傑西卡。

    ” 他記了下來。

    “她的姓氏呢？” “想不起來。

    她可能從來就沒告訴過我。

    ” “她長得什麼樣？” “社交界的婦女。

    我說是南加利福尼亞上流社會。

    沒有真正的地位。

    就是有錢。

    ” “但你喜歡她嗎？” “我有種感覺，她的一舉一動就像個色情明星。

    ”我說這句話，就是要去震驚他。

    其結果比我期望的更成功。

     “我不贊成色情女人，”他說，“我不去她們那兒。

    但我殺死五個或十個色情明星也不在乎。

    ” “這就是我喜歡的法律的強制性。

    ”我答道，“讓一個殺人犯穿上軍服，他再也不會殺人了。

    ” 他揚起頭。

    “粗卑的嬉皮士哲學。

    ”他說。

     “你從來也經不住辯論，”我告訴他，“你滿腦子布雷區。

    ” “也許是這樣，”他神情狡詐地眨了眨眼睛說，“還是讓我們說說潘伯恩。

    你認為他反複無常嗎？” “不，好像不是這樣。

    我想說一點也不是這樣。

    ” “不對。

    ” “不對？” “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說，你覺得他是一個搞同性戀的男人嗎？” “性交完後，他可能會洗手，但是，不，我不會把他稱作搞同性戀的男人。

    ” “他愛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