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曼信守了自己的承諾。
星期一早上哈迪到達辦公室時，已經有不止兩份關于馬卡姆案件的書面調查材料準備好了，就擺在他的面前。
他給自己要了杯咖啡，在辦公桌前坐了下來，打開了第一個文件夾。
顯然有人已經動過了這個副本，因為有幾個調查談話的筆錄被打印成了定稿，包括格裡斯基與肯森，以及和女傭安妮塔董的談話，還有布拉科與安肯森之間的談話。
他快速地翻動着文件。
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用标簽分門别類地加以标注，查閱這些文件對他來說是一件費神又費力的工作。
不過能看到這麼多夢寐以求的東西，他為自己得償所願感到滿意：對車輛肇事逃逸案的第一手事故報告，馬卡姆死後醫院随即做出的驗屍報告，斯特勞特做的屍體解剖的發現和官方的死亡證明材料，對馬卡姆家做出的最初的犯罪現場分析。
他坐在那兒看了一個多小時，絲毫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流逝。
他的手隻是偶爾機械地伸向咖啡杯，把它送到自己嘴邊喝上一口。
杯裡的咖啡早都涼了。
突然間，他的身子就像遭受了什麼外力的打擊一樣，直直地坐了起來。
他從面前的文件夾上擡起頭，驚奇地看着自己辦公室裡熟悉的陳設和裝飾，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一樣。
此時此刻，舌尖上還留着咖啡殘渣的苦苦的味道，他在心裡細細揣摩分析着犯罪證據，俨然覺得自己又是一個地方檢察官了，要把這個案子辦下去而不是為它進行辯護。
這種感覺完全出乎意料，甚至莫名其妙地讓人感到不安。
他從椅子裡站起身，覺得自己剛才閃過的這種感覺有些可笑，便自嘲似的搖了搖頭。
他站在辦公桌前投了一輪飛镖，随後又走到窗戶旁邊，俯視着樓下的蘇特大街。
窗外，退去光彩炫目、浮華虛幻的周末景象之後，舊金山又換上了它那副工作日裡慣有的平常面孔——街道上散落的垃圾碎屑在海灣吹過來的清爽微風中輕揚舞動，發着微光的太陽不時地從雲層中露出臉來。
他明白，這種感覺的出現不是咖啡刺激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他自己正處于起訴人的思維模式之中。
要證明他的委托人是無辜的，隻能遵循這一冷酷的前提，那就是他必須證明殺馬卡姆的另有其人，而且據推測也殺了他的全家。
這留給他的隻有一個要求——找到那個人并用證據來證明其有罪。
他清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己當初就沒想過要當一名辯護律師。
他不是生性就被拽過去站在被告人這一方的。
在正義和寬恕之間，他總是倒向正義這一邊。
離開海軍陸戰隊的越南戰場之後，他當了幾年警察，随後懷着要從事一種把壞人都送上審判席并關進監獄的職業這樣一種樸實的想法——這也一直是他的人生取向，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生活裡——他去讀了司法學校。
要是以前的那位地區檢察長沒有因為辦公室政治而解雇他的話，他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還在下面的大廳裡與瑪琳一起為傑克曼工作。
盡管現在他已經加入辯護律師這個行列好長時間了，長到都已經習慣這個職業身份了，但内心深處依然保留着做個檢舉人的純潔的渴望。
法律，就像大衛斯弗裡曼愛說的那句話一樣，是一個複雜而又美麗的東西。
而且，哈迪認為，再沒有比這更複雜的了。
一方面，一個無罪判決并不總是意味着你的委托人确實是清白的，沒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另一方面，一起有罪判決就意味着你的委托人是有罪的。
當哈迪這個辯護律師用精彩的辯論或是某種合法的手段讓某個委托人免受處罰時，他當然有一種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傭金入袋的滿足感。
但這種滿足感是微不足道的，他更渴望自己能夠證明一個惡棍有罪，并把他剔除出這個社會。
因為隻有這樣，他才能獲得那種讓靈魂升華的正義感。
他坐回到辦公桌前，又喝了一口涼咖啡，目光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文件夾上。
這兒有一些波托拉醫院幾個護士的談話記錄。
快速地看過一遍之後，這些談話材料告訴他，布拉科和菲斯克已經做了一些基本的外圍調查工作，也許可以為他節省一些時間。
然而他注意到，他們沒有确切地找出馬卡姆死亡前後都有誰在場。
他又翻了幾頁，沒有發現與這個必不可少、極其重要的信息相關的内容。
他再次擡起頭來，憤怒的目光茫然地瞪向空中，下巴繃得緊緊的，眼神冷峻，心頭燃起的那把怒火不知該往哪兒發洩。
傑克曼信守了自己的承諾，按照交易的條件送來了自己掌握的案件調查情況資料。
這沒錯，不過這些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