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上刊登了那篇報道，按盧克·斯金納的要求，安排在了一個較好的版面上：頭版第二條新聞。
記者為文章起了一個很好的标題：“警察詢問：神秘的跛腳男子——他是誰？”該報道還附有對襲擊事件的描述，并提及兩位當地人“在幫助警察查詢”。
這與醫院發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極度痛苦的人描述成為相當“舒适”，其實恰恰相反，而且人盡皆知。
記者詳細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體型、短短的灰白頭發以及明顯的跛腳，然後用黑體大寫字母的詢問作為結束：“有人見過這個跛足的男人嗎？”斯金納警長抓起一份報紙帶着去食堂吃早餐。
他對報道的内容相當滿意。
一條小小的側邊欄提及了對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長了二十四個小時。
十一點鐘，普賴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車去到聖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認場所。
伯恩斯和斯金納與帕特爾先生一行也随後抵達。
辨認安排了兩個隊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長相類同的群衆。
由于普賴斯鼻子的傷情，他所在隊列裡，其他八個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爾先生毫不猶豫。
在二十分鐘時間内，他成功指認了那兩個人，并再次确認，願意為自己的證詞出庭作證。
伯恩斯很高興。
兩個歹徒都沒有看見他，都沒有幫派同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帕特爾先生不會受到恫吓。
他們駕車把帕特爾送回他的小商店。
志願者們得到報酬後離去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又被關進了囚室。
伯恩斯打算回去後對他們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納剛走進警署準備安排起訴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長叫住了他們。
“傑克，有人打電話找過你。
”他看了下記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
伯恩斯感到糊塗了。
他沒有訂購過鮮花。
不過話說回來，妻子珍妮再過一星期就要回來了。
一束鮮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氣氛。
好主意。
“是關于一位跛腳男人的。
”警長說。
伯恩斯拿起地址，與斯金納一起回到了車上。
阿米蒂奇小姐還有個孿生姐妹。
她們在上高街上開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擺放在店堂裡，另一半陳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對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業區的車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滾而來的汽車尾氣。
“也許是那個人，”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說，“他似乎與描述的相符。
你們說是星期二上午，對不對？”
伯恩斯督察與她确認，星期二上午沒錯。
“那人買了一束鮮花。
不是很貴的那種，實際上，差不多是店裡最便宜的花。
六枝法蘭西菊。
從樣子上來看，他沒有多少錢，真是個可憐的人。
現在報紙上說他被打傷了。
”
“受了重傷，小姐。
他不能說話，處于昏迷狀态。
當時他是怎麼付費的？”
“哦，他付的是現金。
”
“是硬币嗎？從褲袋裡掏出來？”
“不。
他拿出了一張五英鎊紙币。
從一隻錢包裡。
我記得當時他把錢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撿起來的，因為他腳不太利索。
”
“是什麼樣子的錢包？”
“便宜貨，塑料的，黑色。
然後我就還給他了。
”
“你看見他把錢包放在哪裡了嗎？”
“放進他的口袋裡了。
夾克衫口袋。
内袋。
”
“你能讓我看一下法蘭西菊嗎？”
他們返回多佛爾街警署食堂吃午飯。
伯恩斯因為失望而顯得憂郁。
信用卡是會留下記錄的：姓名，還能從信用卡公司獲知地址或銀行賬号。
但是現金……“在八月份的一個下午，手裡拿着一束鮮花？會去幹什麼呢？”他問斯金納。
“把花獻給女朋友？送給母親？”
兩個人都把盤子推到一邊，對着茶杯皺起了眉頭。
“先生？”
這是一聲羞怯的呼喚，來自于長餐桌的另一頭，是由一位剛從培訓學校畢業的非常年輕的女警官發出來的。
傑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頭看去。
“嗯？”
“我有個想法。
請問你們是在談論那個跛腳男人嗎？”
“是的。
我正需要别人能給個好主意。
你有什麼想法呢？”
她臉上一片绯紅。
年輕的新警察通常是不會去打斷資深刑警談話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個地方，那麼應該是走向前方五百碼遠的公路和公交車站。
而他身後五百碼處，有一個墓地。
”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他問那姑娘。
“檔案分類，先生。
”
“那可以留着以後再做。
我們去墓地看一看。
來吧。
”
與往常一樣，斯金納開車。
出身當地的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幾百個墓穴。
墓地由當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
他們從一個角落開始，一排排墓碑逐個巡視。
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姑娘先找到了。
當然，花已經凋謝了，但确實是法蘭西菊，在一潭污水中淹淹一息。
墓碑上顯示，裡面埋葬着梅維斯·瓊·霍爾的遺骨。
上面還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樣。
死者是一位老婦人，去世時已經七十歲，現在又過去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