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适逢有一本書，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是形意拳大師李仲軒的口述回憶錄《逝去的武林》（由徐皓峰筆錄整理）。李老是廿一世紀碩果僅存的民國時代武人，他先後從學的三位師父：唐維祿、尚雲祥、薛颠都是當時極有名的武林人物。中國武林與武術傳統文化，因為近代政治關系受過很多摧殘，甚至出現斷層，李老耳聞、目睹以至身曆過真正的舊武林，絕對是民俗曆史上的一件“活古董”，他的描述回憶實在是極之寶貴（該書結集出版前兩年，李老就逝世了）。 此書最初在國内武術雜志刊載，本來一直隻有武術圈子的人才有興趣，後來梁文道在讀書節目裡大力推介，才得到大衆廣泛認識。 此書給我寫作《武道狂之詩》最大的啟發，不在武功心得的部分（雖然也非常好看），而是透過李老的回憶，得以一窺舊時代武者的言行思想，武林間的人際關系，還有他們對練武的立場與想法。自古中國社會以讀書科舉登上仕途為“正業”，武人地位低下，别說一篇半篇有名武師的簡傳，就算記載古代少林武迹的曆史和碑文，其實也不過一鱗半爪。像此書般深入而又沒有流于神化的武林資料，就更加絕無僅有。 我年輕的時候很容易傾向蔑視傳統，覺得都是守舊者用來維持權力的工具；現在卻漸漸對舊人舊物生出很大的興趣。舊傳統當中，仍不免累積沉澱了很多習非成是與不合理的東西；但我漸漸看得見，傳統與舊事物裡面，有某些“核心價值”，放在新時代實在具有極不凡的意義和魅力——特别是在人情與義理都變得越來越稀薄的今天。 這令我聯想到近日思潮激蕩的香港：民俗文化、曆史價值、集體回憶……成了這幾年“世代戰争”的一大激戰場。吊詭的是，在這場世代的對立裡，站在保衛曆史與回憶那一方的，恰恰卻是比較年輕的一群。 我想，我跟他們，看見的是相近的東西。 這一陣子，香港電影又複興了一陣“陽剛”之勢，武打拳腳片再次成為熱門賣座題材，寫武俠動作小說的我當然高興。 許多人沒有察覺一件事：武俠片和功夫片，其實一直是華人電影（尤其香港電影）最原創的一個類型，并且一直支撐着電影業的最核心。民國時期《火燒紅蓮寺》帶起一片神怪武俠片風潮，直接造成當時上海電影業蓬勃，已經載入史冊一頁；從李小龍到成龍和李連傑，從張徹的《五毒》到李安的《卧虎藏龍》，武打片幾十年來都是華語電影打進國際的尖兵；而香港電影曾經興起的許多類型片浪潮：英雄片、賭片和幫會片，假如深入點去看它們的故事模式和世界觀，其實骨子裡都還是不脫中國人最熟悉的武俠。 可惜我覺得，我們自家人對武打片的研究和尊重，往往還不及外地的愛好者，看歐美作者對華語武打片的深入研究和着迷，常常令我覺得汗顔。香港片大影迷塔倫天奴更幹脆拍了兩集《标殺令》，向曾經“養育”他的武打片作最大的緻敬。功夫片本來是香港的本地最成功的原創産品，可惜我看見第一本真正分析研究功夫片電影語言的中文專書，作者竟然不是香港人而是内地人。 這也一如香港城市保育面對的困難：我們是不是因為靠得太近，反而看不見自己最值得自豪和珍惜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