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小六轉述自“面具爺爺”口說的版本裡，這一節故事中拳腳毆打逼供的場面可以說多得不勝枚舉，包括康澤、蔣堅忍、餘灑度等人在内的許多可以對照出眞名實姓的人物都曾經出手修理過李绶武。
關于這個部分，我實在不敢深信、所以也寫不出來；我猜想那些毆打加刑的場面之所以有如一首交響樂的主題那般輾轉遞出、屢見不窮，祇可能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李绶武為了引起時年十二歲的孫小六的興趣而渲染出來的，其二是孫小六将自己捱彭師父揍的經驗内化他意識底層種種沖突性記憶的一部分，從而滲進了他所講述的故事裡面。
總而言之：當我對來路不明的暴力細節産生疑慮的時候，便失去了記錄的興趣。
至于李绶武加入賀衷寒等人的組織之後的情節就變得比一部動作片還要乏味了。
他換上了藏青色中山裝上衣，領口緊緊地扣着一枚銅扣鈎，下着米黃色卡其長褲、黑皮鞋，每天伏案閱讀計劃處裡貯放的文書宗卷。
可以用“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一語帶過。
可令我無法安然的是：李绶武究竟在這“南昌行營”裡待了多久？如果比對其它史料加以推算，我們僅能猜測：居翼和邢福雙二人匆匆上路、趕赴南京，從十幾個化裝成印度阿三的叙利亞籍刺客手中救下“老頭子”一條偉大的性命的同時，李绶武已經暗中為賀衷寒所吸收，成為他個人、或者是“三民主義力行社”轄下第一個收攬人才單位——“複興社”——的一分子。
那身衣裝應該就是該社公務人員所穿的一種非定例的制服，是以才有“藍衣社”的诨号。
接下來發生的事，應該就是山東泰安九丈溝的一節。
在彭師母還叫嫒兒的時候，年僅五歲的光頭大俠歐陽昆侖手刃邢福雙的段落。
我在陳述這個段落的時候曾經留下了幾個懸而未解的頭緒；比方說：李绶武原本要将邢福雙轉薦于老漕幫萬硯方門下避禍而托之代呈書信一封，可憾那邢福雙陰險成性、殺心突起，卻被歐陽昆侖出手格斃在“高人碼頭”坡頂。
然而那封書信的下落如何？李绶武的去處又如何？此外，在試圖說服邢福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時候，李绶武曾經出示過一疊砍下來的人頭的照片；這些照片除了持之以儆醒邢福雙之外，是否原有其它的用途？更關鍵的一個疑問是：李绶武如何說服賀衷寒等人縱之遠赴山東泰安、而趕上了那“高人碼頭”上的一場厮殺？質言之：李绶武之入社若不僅僅是權宜之計，而是在飽讀汗牛充棟的秘密檔案之後對于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諸般幕後操作産生了鑽研窮究的興趣，則取信于“力行社”核心幹部、當上了“複興社”新編成員的這個過程便不祇是某種求生苟活的手段，而是出于自發自主的企圖了。
我僅僅能依據孫小六的叙述和平日從閑書中讀來的材料硏判：這裡面的機關十分複雜；或許李绶武的目的既是探翫“武藏十要”的眞僞，也是毀棄這一部極可能成為特務血腥手段幫兇的魔法。
或許李绶武在取得賀衷寒等人的信任的同時自己也成為另一個死心塌地的革命同志兼神秘莫測的諜報人員。
或許他已經進一步窺看出這批高高在上、掌控龐大資源的黨國元老背後還有更強更大更恐怖的勢力。
隻不過在民國七十一、二年間，我所能知道和懷疑的都過于簡略。
如果将彭師母年幼時所親曆的那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和孫小六得自“面具爺爺”李绶武的遭遇拼湊起來，還是那個并不顯眼而極易被忽略的細節其實十分可疑；那就是李绶武千裡迢迢追蹤居、邢二人到山東泰安去的時候，口袋裡放置着一疊詭異的照片——那些照片上是一顆一顆和身體分了家的人頭，人頭旁邊（可能是以一種類似毫芒雕刻的手法镂寫在小小的底片上以後、經放大而顯現〕還注明了死者的姓名和年月日般的數字符号。
我盡可以揣測：那一疊照片原先可能就存放在“南昌行營”計劃處的書架上某個檔案夾裡，然而無論如何我卻無從得知：李绶武随身攜者一疊可怕的照片是何用意。
它們是某種考古材料嗎？是曆史文獻嗎？抑或是同那封要交給萬硯方的信有關的影像訊息呢？
坦白說：我在這個小小的疑問上卡住了。
幾乎就要組合起來的拼圖闆忽然失去了和其它線索之間的連系。
如今回想起來，我可以斷然地說：倘若高陽于民國八十一年遺贈予我的七本書和一疊筆記早在十年前就出現在龍潭美滿新城一巷七号的破宅子裡，或許我立刻便能掌握住一連串看似彼此全無牽涉之事的關系，從而解開所有割裂之後的事實背後所隐藏的謎團。
可是——我被一大堆捏造出來的碩士論文參考數據包圍着的那個冬天和春天裡，根本無法判斷：自己的人生究竟走上了一條什麼樣的岔路？遇上了一群什麼樣的怪人？我還有什麼樣的機會去認識這個世界？以及我自覺認識了的世界的背後還有些什麼樣的力量在操控和推動着？
我隻不過确然體會到“背後”有着什麼的那種滋味。
讓我依随着原先拼圖的時序，将那個後來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