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來防共，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剿共”。
他在山西還準備實行土地“村公有”，作為防共的根本辦法；設立“防共保衛團”和“主張公道團”組訓民衆，“防共保鄉”。
1935年冬，日本侵略軍炮制“華北事變”，接着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
1936年2月，紅軍渡河東征，晉軍慘敗，閻錫山告急，蔣介石乘機派5個師開進山西。
紅軍于5月初回師陝北，蔣軍卻賴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晉陝綏甯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并以陳誠為總指揮，對閻構成威脅。
在這三種力量面前，閻錫山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開始“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蔣介石是事實上的國家元首，應該擁護，但又是自己的頭号政敵，必須拒絕蔣的勢力進入山西；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但他怕引火燒身，不提抗日，當日軍鐵蹄已進入綏遠時，他才于8月有條件地提出“守土抗戰”的口号；中共及紅軍雖然是危險的敵人，但暫時不會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戰堅決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
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産生了聯共的設想。
擁蔣拒蔣，恐日抗日，反共聯共，成了閻錫山制定各項政策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其中心是要打聯共牌，擡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強自己的實力，以應付即将來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強救國同志會”内的“左”傾進步人士于9月18日發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國同盟會”，閻錫山怕觸怒日本帝國主義，更名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自任會長。
10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共産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
從此，中國共産黨在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産黨員戴着山西帽子，參加閻錫山的官辦團體，運用山西的某些進步語言，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在“犧盟會”的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争開始後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争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