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這次反“掃蕩”也反映了“對山東已存在的特殊性認識不夠。
山東是敵頑我三種勢力三角鬥争地區。
想一下誰消滅誰都是不可能的”。
“未正确掌握中央軍委反頑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立場原則”，在進行反頑鬥争時，“放棄對主要敵人‘掃蕩’（的）準備工作”。
“在此次沂蒙反‘掃蕩’中，完全證實中央軍委指出敵後抗日根據地敵我鬥争已進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階段。
我們的鬥争方針應該是長期的分散遊擊戰争，采取一切鬥争方式與敵周旋，節省保存自己的實力，加強民兵及全部武裝地方化，準備迎接配合戰略反攻是萬分正确的。
同時證實不采取靈活遊擊戰争而守村守寨單純防禦挨打辦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敵頑一齊消滅，打開局面後再進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
這次反“掃蕩”暴露了“機關龐大、周轉不靈”，工作作風“不切實、不深入、鋪張場面、形式主義”和首長脫離機關便不能工作、機關工作脫離戰争等問題。
他們認為，這些現象“是工作開展最大的障礙”。
在這封電報中，羅榮桓等還研究和總結了日軍在這次“掃蕩”中行動的新特點，即“敵在戰術上為避免我發覺，多于下午機動，黃昏時進入隔我二三十裡處集結，于下半夜出動，拂曉前控制我駐地附近山頭隘路，拂曉攻擊我軍”“沿途保守秘密，未打響前絕不張旗，并不輕易放槍”“多采用正面牽制，大膽地兩翼包圍，對山地戰似有專門研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