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說，打上海打的是政治仗
三野主力集中在蘇州、常州，正準備解放上海，不料接到中央軍委來電，命令他們推遲解放上海。中央軍委在電報中說，在進攻上海前，必須組織部隊學習政策和接管事項。
要充分做好占領城市的精神準備和組織準備工作。
隻要湯恩伯不走，就應如此。
其實，中央早就對解放上海做了充分的醞釀和籌劃。
早在淮海戰役即将結束的時候，中央召劉伯承、陳毅來到當時黨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
他們所關注的不是渡江的問題，而是渡江後如何接管京、滬、杭的問題。
毛澤東對陳毅說：“上海解放後，我們想請你擔任上海市市長，不知你有什麼想法。
” 陳毅思考了很久，一時沒有明确回答。
陳毅的這種态度，是大大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的。
在毛澤東的印象中，陳毅是個一向說話辦事幹脆利落，在黨的囑托面前從不退縮的同志。
南昌起義在潮汕失敗，部隊瀕臨危境，陳毅面對險境，極力支持朱德，保存并鞏固了部隊，使這支紅軍的主力在井岡山與毛澤東勝利會師。
紅軍主力進行二萬五千裡長征前，中央要他留在江西堅持鬥争。
陳毅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沒有跟随主力長征，留下來領導南方鬥争，堅持了三年艱苦的遊擊戰。
皖南事變後，他又一次臨危受命，擔起新四軍代軍長的重任，和劉少奇一起，力挽狂瀾，發展壯大了華中抗日力量。
陳毅是個說話辦事極為爽快之人，這次為什麼一反常态？ 毛澤東睜着迷茫的眼睛，望着這個既熟悉又突然覺得陌生的人，靜候他的解釋。
陳毅沉默良久，終于開口說道：“請主席考慮，是不是讓劉、鄧的二野進駐華東、上海，我們三野最好到大西南去。
” 陳毅這一說，毛澤東更不理解了。
陳毅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呢？陳毅認為，從1947年7月千裡挺進大别山後，二野犧牲自己局部的利益，調動和吸引了蔣軍南線全部兵力160多個旅中的90個旅，在大别山進行了極為艱苦的無後方作戰，不斷消滅敵人，二野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二野的犧牲，為三野更多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淮海戰役中，二野在嚴重缺乏重武器的情況下，擔負起關鍵性的嚴酷的戰鬥重任。
二野和三野始終如親兄弟一樣，密切配合，協同作戰。
陳毅對劉、鄧的感情，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同志感情。
上海畢竟是大城市，各方面條件比較好。
這次，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由他擔任上海市長，他首先想到的是讓二野去大上海，這是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将陳毅的意思告訴劉伯承後，劉伯承說：“我已和小平交換過意見，我們對西南更為熟悉。
三野的前身是新四軍，他們來自華東，文化人比較多，留駐華東對全局更為有利。
”劉伯承說得十分中肯有理。
黨中央進駐北京後，毛澤東就陳毅任上海市長一事，征求過民主人士黃炎培、陳叔通等人的意見。
他們對陳毅早有耳聞。
1939年，陳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脫手斬得小樓蘭”的詩篇就已廣為流傳；1945年，柳亞子先生曾賦詩贊陳毅曰：“兼資文武此全才。
”所以，當毛澤東征求他們的意見時，他們拍案叫好，異口同聲地說：“此儒将出任上海市長，穩得住華東局面！” 陳毅雖然極力想“孔融讓梨”，“梨子”卻沒有讓掉，隻好服從中央命令，接過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擔。
市長問題解決後，中央開始了一系列的組織準備工作。
這些準備工作看起來非常煩瑣，但對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很有意義的。
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毛澤東便召集了一個座談會。
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了華東局新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華東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
華東局委員成員是：鄧小平、劉伯承、饒漱石、陳毅、康生、張鼎丞、曾山、張雲逸、譚震林、粟裕、張際春、宋任窮、陳赓、劉曉、劉長勝、曾鏡冰、舒同共17人。
華東局管轄範圍是：上海、南京、杭州、蕪湖、鎮江、無錫、蘇州、武進、南通、甯波等市，地跨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
在這次會議上，同時還明确了上海市未來的領導機構： 中共上海市委：由饒漱石、陳毅、劉曉、劉長勝、曾山、劉少文、陳赓、潘漢年、宋時輪、郭化若、李士英共11位委員組成。
前5人為常務，饒漱石為書記。
上海市政府：市長陳毅，副市長曾山、潘漢年以及一位非黨人士。
中央原定的渡江戰役時間是2個月。
誰知人民解放軍一夜強渡長江，3天後解放了南京，使解放上海的計劃提前了2個月。
對于共産黨來說，這是好事，但也由于準備不足而顯得倉促。
1949年初，中共華東局為解放上海，準備了由5000名幹部組成的接管大隊，渡江戰役開始後便從山東的益都（今青州）出發，沿着津浦路南下。
當時鐵路沒有通車，他們一路行軍，在行軍途中學習中共中央關于接管城市的政策。
4月30日，這些20來歲的青年男女學生和部隊基層幹部到達鎮江時還是5000人，而在到達丹陽時隊伍已壯大到9000人。
可是，陳毅說，要接管上海，必須要有2.5萬人的接管幹部才行。
上海當時有人口600萬，産業工人70萬，店員20萬，工廠1.2萬家，工業總産值占全國的二分之一。
商店6萬餘家，貿易額占全國一半。
上海每天要供應400萬斤糧食，燒煤20萬噸。
這時的上海基本上是一座空城，糧食、煤及生活用品都十分匮乏。
一旦解放上海，以上問題很難處理好。
如果出現停水停電、工商業混亂、商店倒閉、工廠停工……上海這座工業化大城市将頃刻之間成為一座“廢城”。
更重要的是，這些體現中國共産黨具體形象的部隊和地方幹部，在素質上迫切需要提高。
渡江前，在曲阜、徐州、蘇北已對指戰員和地方幹部進行過指導和訓練。
但渡江後，不盡如人意的事還是頻頻發生。
第一件事發生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清晨。
西康路美國大使館的院門突然被一群解放軍士兵沖開了，他們直接沖到司徒雷登大使的住宅。
正在呼呼大睡的司徒雷登睜開眼睛，看到一群解放軍士兵，吓得驚慌失措。
他在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描述說：“最先進來的人講話嗓高聲粗、怒氣沖沖。
随後的人較為有禮，說他們上來看看。
他們在卧室裡轉了幾圈，檢查了屋裡的物什，并表示這裡的一切最後将物歸原主，屬于人民。
他們盤問了傅泾波先生，不過沒有搜查他的房間。
他們拒絕讓安德堡進入大使卧室，用槍逼迫他返回自己的房間。
士兵們搜查了安德堡的房間，并查問他的國籍。
此後又檢查了别的房間。
” 此事發生後，華東外事處處長黃華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第二件事發生在進駐南京的解放軍某部。
他們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發店、電影院免費招待五天。
第三件事發生在解放軍某部的一位教導員身上。
與群衆聯歡時，在别人的要求下，他提筆給人家簽名，一邊簽，一邊随口說了幾句感想。
事後，他很快就忘卻了。
可是三天後，一家小報上刊登消息說，共産黨教導員某某對國際國内形勢發表講話，還配發了一張半身照片。
此事被一位高級首長知道後，大發雷霆：“一個小小的教導員，有什麼資格對外發表講話？查！” 組織上“按圖索骥”，很快查到了這位教導員。
當他看到那份報紙和照片後，哭笑不得，不由跺腳大罵：“造謠，造謠！我不是這樣說的，我隻說了兩句半話，報上登了半個版，這些人太可恥了！” 常州解放當天，有個幹部看到街上有不少叫花子，激動地說：“老子打天下，就是為了解放窮人！馬上開倉濟貧！”結果，叫花子沒拿到一粒米，糧食被那些商人挑走了不少，壞人乘機造謠搗蛋。
無錫解放的第三天，有個幹部擅自盲目地給工人加工資，工人高興，資本家卻棄家出走了。
解放軍指戰員大部分來自北方鄉村，在他們看來，隻有地主才住得起瓦房，吃得起紅燒肉。
還有，上海、南京人早上吃大餅油條，男的穿西服，女的燙發塗口紅，他們都看不慣。
在北方農村的一次控訴蔣介石罪行的大會上，一個農民說：“蔣介石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天天吃的是煎餅包大蔥！”一個老漢說：“蔣介石吃煎餅包大蔥時還蘸醬呢！”在他們看來，吃着煎餅包大蔥再蘸醬，就是天下最好的日子了。
顯然，不能用吃紅燒肉、塗口紅的标準來看待和處理階級關系，尤其不能用來區别地主、貧農、資本家和工人。
上海是近百年來的國際大都市，是冒險家的樂園，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窩巢，形形色色的人應有盡有。
如果部隊沒有經驗，是很難在上海立足的。
這一點，黨中央和毛澤東十分清楚。
毛澤東認為，部隊從農村進入城市，并非是一個簡單的區域遷移問題。
要讓昨天還在浴血奮戰的軍人突然脫下軍裝，穿上便衣，走進大上海做官，搞得不好要出洋相、出纰漏。
所以，毛澤東鄭重其事地對陳毅說：“上海在國際上有很大的影響，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世界關注。
所以，我們進上海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又一道難關。
” 當三野主力逼近上海時，毛澤東主張推遲解放上海，強調要作好充分的精神準備和組織準備，這是非常有預見性的。
負責解放上海挑大梁的陳毅，5月2日和饒漱石帶着總前委、華東局機關，從南京來到丹陽。
丹陽是滬甯線上的一個大縣城（現在已改為丹陽市），總前委和華東局設在丹陽新北門的寶塔弄戴家花園内。
不到一個星期，成千上萬的幹部從北平、南京、香港等地趕來報到，準備接管上海。
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劉長勝、劉曉也帶來一大批幹部。
那麼多幹部一下子擁到丹陽，将偌大的一個丹陽城塞得滿滿的，滿街看到的都是兵，丹陽一時間成了兵的海洋。
陳毅到丹陽的第二天晚上，和饒漱石一起上街去察看市容。
當他倆來到市中心的大光明戲院時，見門口擠滿了軍人，一群穿着黃軍裝的人同收票的老頭兒發生了争執。
陳毅、饒漱石擠上前去，隻見門口的右上角海報上寫的是：今晚慰問演出《白毛女》。
一個年約三十歲的軍人捋起袖子對收票的人說：“老子打仗打了十幾年，身上全是傷疤，看戲還要票？” 陳毅弄明白他是沒有票要看戲，便嚴肅地對他說：“同志，人民才是老子，不要在這裡稱老子。
戲院地方不大，沒有票就回去吧。
” 那個軍人不買陳毅的賬，反問陳毅：“你是什麼人，有什麼資格管老子？” 陳毅将眼一瞪：“老子是陳毅陳司令！你給我滾回去做檢讨，明天一早送到總前委我的辦公桌上，聽到沒有？” 啊！是陳司令！那個軍人傻了，拔腿就跑。
陳毅和饒漱石又來到丹陽師範學校門口。
陳毅笑着問門口的門衛：“同志，解放軍來了紀律如何，你有什麼意見啊？” 那人說：“我們師範學校過去住過日本人，也住過國民黨，現在住了解放軍。
三者相比，當然是解放軍紀律最好。
解放軍是窮人的大救星，我們提不出什麼意見。
” 陳毅說：“我們部隊要進上海，必須提高軍隊的紀律性。
你如有什麼意見盡管大膽講出來，不必顧慮。
” 那人連連搖頭，說：“我确實沒有意見。
前天上午，有個解放軍把我們傳達室的燈泡拿走了，下午又送來了，還寫了檢讨信。
有錯就改，這是國民黨軍隊做不到的，也隻有解放軍才能做到。
” 陳毅說：“謝謝你的表揚，這裡還是有漏洞的，不然的話，為什麼檢讨？” 在回去的路上，陳毅心情十分沉重地對饒漱石說：“上海是一個燈紅酒綠的十裡洋場，是特務、流氓、妓女、強盜充斥的地方，還有各種反動組織，社會極為複雜。
我們進上海如果不抓紀律，肯定是紅的進來，黑的出去。
” 陳毅回到戴家花園，吩咐王德，通知駐丹陽部隊的領導機關立即辦三件事：第一，以連為單位，重溫“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二，馬上派軍人糾察隊上街，檢查軍容、着裝和遵紀情況；第三，控制上街人數，沒有急需辦的事情，一般不要上街。
第二天上午，陳毅親自主持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
他在會上嚴肅地說：“同志們，我們馬上要進上海了。
我問在座的同志，你們進上海的第一天有什麼打算？是想逛逛大世界，還是想逛逛百貨公司？如果你們是這麼打算的，你們就錯了，錯了！” 這天，天氣較熱，陳毅覺得特别悶，便解開胸前紐扣，還是悶，又脫了上衣，挂在椅背上，繼續說：“同志們，你們可能會講，陳毅司令演講的時候可以脫去上衣，我們上操時為什麼不可以打赤膊，不可以上街逛逛？” 會場上哄堂大笑。
陳毅扔掉手中的煙頭，又點燃了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說：“也許有人認為，既然你陳司令可以在台上公開抽煙，我就不能在課堂上吃東西嗎？就不能交頭接耳嗎？為什麼不能上街玩玩，去戲院看看戲呢？如果你們要這樣談軍容風紀的話，我不加評論，但我要問你們一句，為什麼我陳毅能帶兵，而兵不能帶我呢？這就是我的回答，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陳毅的講話引來陣陣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有的人有的事做得叫人哭笑不得。
為什麼沒有票非要進戲院看戲？有人不是說老子革命幾十年，進戲院都沒有資格嗎，還有人不吭聲就拿人家的燈泡——雖然又還給了人家，但思想問題沒解決。
還有，天一亮，丹陽街上盡是當兵的。
我閉着眼睛，手一摸就能抓到一大把！為什麼不請假就出去呢？” 這時，許多人笑彎了腰，有的笑出了眼淚，有的笑得肚子痛直喊娘。
陳毅收斂起笑容，嚴肅地說：“同志們，假如都這樣進上海，我們不吃敗仗才怪呢！那時，我們紅的進去，黑的出來，哭都來不及了！同志們，打上海打的是政治仗，是一場特殊戰鬥，那裡外國人多，資本家多，教授、醫生……有學問的人多。
進城後，我們不要随便張口，弄不好要出洋相的。
我建議大家要夾着尾巴忍一忍，要坐下來好好學習政策紀律，良好的紀律是給上海人民的最好見面禮。
同志們呀，搞不好會被人家趕出來的！李自成為什麼進了北京又很快跑了出來？曆史上，紀律不好的軍隊沒有一個不失敗的！” 陳毅喝了一口水，繼續說：“同志們，我還要給大家打一支預防針。
我們在山溝溝裡打了幾年仗，一旦進城，不要被糖衣炮彈打中。
中了這種炮彈當然是很舒服的，但是，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蛋了。
進城後，要兢兢業業地忙工作，不要急于找老婆，更不能用野蠻的手段追上海的姑娘——過去有過這種先例。
抗日戰争時期，不少上海姑娘到鹽城參加新四軍，這是好事，她們給部隊增加了新鮮血液，她們教部隊學文化、學唱歌。
但有個别同志追上海姑娘，人家不願意，就批評人家封建落後不開化。
這真是亂彈琴！難道人家送給你當老婆就是思想先進，就是要求進步嗎？你有什麼了不起？怎麼能用這種口氣逼人家呢？當然，追女性也沒有錯，但要方法得當，要學文化，要提高素質——她們當然希望選一個理想的男人。
所以，要讓人家有選擇的自由嘛！” 台下又是一陣竊笑。
最後，陳毅向大家提出了進上海須做到“七要”：要認真學習毛主席、朱總司令規定的約法章程；要艱苦演練；要發揚軍事民主；要虛心謹慎；要遵守入城紀律；要注意外交；要确立建設新中國的理想。
陳毅說：“做到‘七要’後，就可力争軍政雙豐收。
大家要牢牢記住，我們野戰軍隻能在打仗上野，進了城就不能野，千萬千萬要記住！在座的都是團長、師長、軍長，這件事我陳毅就拜托各位了！” 這時，台下鴉雀無聲，與會者一個個心頭發燙，含着熱淚，暗暗發誓，決不辜負陳毅司令的希望。
會後，陳毅在回戴家花園的路上，考慮了一個重要而又極簡單的問題：部隊進了上海後，住在哪裡？ 過去行軍作戰，每到一處宿營地，都是住在老百姓家。
進門挑水、掃地，臨走上門闆、捆稻草、還東西——這成了鐵的規定和光榮傳統。
部隊在山溝裡幾十年都是這樣的，軍紀嚴明，打了勝仗，赢得了革命戰争的勝利。
但是，現在由鄉村進入城市，到了繁華的大上海，部隊能不能住在老百姓家？城市比農村複雜，萬一部隊進了一家妓院怎麼辦？萬一部隊進了一家錢莊怎麼辦？陳毅想到這些，并不是不相信部隊，而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陳毅決定将這個問題交給城市政策組的同志們研究讨論，還抱了幾本書到了那裡，要他們查查哪本書上提過“不入民宅”的說法。
大家翻了幾天書，向陳毅報告說，沒有查到這四個字的出處，請示怎麼辦。
陳毅說：“就這麼辦！要在《入城守則》中寫上，部隊進上海，沒找到營房前，一律睡馬路。
” 有人提出，睡馬路，晴天不要緊，如果下雨怎麼辦？還有的說，戰士們生病發燒怎麼辦？還有的說，自來水龍頭在老百姓家裡，戰士要喝水怎麼辦？總不能叫我們下鄉喝了水再進城打仗吧。
陳毅揮揮手說：“不要多說了，‘不入民宅’不能動，這一條無論如何要執行！說不入就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 總前委贊同陳毅的決定，并報告了中央。
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在很短的時間内，陳毅對進上海的準備工作一件一件進行了落實，從精神抓到物質。
滿載着米、面、鹽、味精、煤炭、棉花的列車，源源不斷地運到丹陽。
鐵路來不及，就用卡車和輪船、木船運。
以劉瑞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第三野戰軍後勤部，為保證部隊軍需的及時供應，在江蘇無錫設立了總兵站，在浙江長興、吳興設分兵站，将大批彈藥物資囤積于無錫以南山區内，并将國民黨軍潰逃時遺留下來的和丢棄的大量軍用物資搜集起來，為我所用。
同時，他們對傷員的救護、收治做了具體安排。
華東支前委員會在各級政府的積極配合下，不僅為作戰部隊準備了充足的食用品，還考慮到上海解放後所急需的物品，準備了供應市民的糧食1.44億斤、食油700萬斤，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
在浩浩蕩蕩的人流車流中，有一支神秘的車隊，它從山東的濟南出發，夜行日宿，一路上戒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