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部盧溝橋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
中國軍隊奮起抵抗，中國全面抗戰、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由此開始。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成為封建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走上向外侵略的道路。
雖然因海軍和陸軍的矛盾，産生了“南進”與“北進”的争論，但其基本戰略，都是在侵占朝鮮的基礎上，先占領中國的東北，以彌補其島國國土狹小、資源缺乏的不足，作為“南進”或“北進”的戰略基地，爾後再征服中國，争霸世界。
1921年，日本内閣決議宣稱：“滿蒙與我領土接壤，與我國防及國民之經濟生存有十分密切之關系。
以此兩大利益為出發點，在滿蒙扶植我方勢力是我對滿蒙政策的基本點。
”
1927年6月，日本内閣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在讨論對華政策的東方會議上，要求軍方的戰略與政府的戰略一緻：先占領中國的滿、蒙，“使日本擺脫島國境遇，成為大陸國家，以期充分伸張國勢”，其實，日本軍部在20年代即已制訂了侵華戰争的作戰計劃。
據當時在參謀本部作戰課任職、後為日本參謀副總長的河邊虎四郎回憶，該計劃主要内容是：為避免中蘇聯合對日作戰，日軍必須首先占領東北，将中國軍隊逐走；對華北，必要時在秦皇島、塘沽、山東半島登陸，占領要地；對華中，準備在上海附近登陸，并占領浙，閩及其以南沿海地區。
甚至提出，日軍分兩路，一溯長江西進，一沿平漢路南下，合擊武漢。
為此，日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畑俊六，于1925年率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的一些作戰參謀，乘軍艦至上海、武漢勘察地形。
據說，田中在東方會議後曾向天皇密奏會議内容：“欲先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加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族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是否真有此“田中奏折”，雖然尚有一些學者持懷疑态度，但從日本己發表的文件和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侵略中國的事實，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緻的。
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後，制造了僞滿洲國，完成了争霸戰略的第一步，但遭到東北人民的英勇抵抗，同時，蘇聯紅軍也已發展得相當強大，日蘇随時有發生戰争的可能，因而日本暫時停止了對中國的大規模軍事進攻，改取“蠶食”手段。
1933年1月攻占山海關，3月占領熱河。
接着，又進人關内，強占遵化、遷安等冀東22縣，制造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還積極進行分裂華北的陰謀活動。
二二六事件後，以東條英機等為首的“統制派”确立了在軍部内的統治權，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掌握了政權，加速了侵華的步伐。
1936年8月，廣田内閣在四相會議上制定的《帝國的外交方針》中的對華政策是：“首先使華北迅速成為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區，并且一面獲取國防資源，擴充交通設備，一面使整個中國反對蘇聯，依靠日本。
”1937年6月，近衛内閣上台的第五天，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就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提出“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的意見。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
據日本中國派遣軍參謀長今井武夫說：事變前幾天，“在東京政界消息靈通人士當中，私下談論着：七夕之夜，華北将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事變前一天，中國的冀北保安總司令石友三也知道盧溝橋即将發生事變。
事變時，任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的橋本群說：“華北問題”是“日本為了向大陸發展遲早要解決的問題”，“盧溝橋事變也許可以避免，但是第二、第三個同類性質的事件，……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見，七七事變是日本法西斯分子為争霸世界而發動的侵華戰争，決不是某些日本人所說的“偶發事件”。
因而，七七事變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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