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敵進我進”，即向“敵後的敵後”進軍，在敵人的心髒地區開展格子網中間的遊擊戰争。
八路軍充分發揮在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同廣大群衆緊密結合，懲冶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領導人民進行靈活巧妙的鬥争。
由第129師首創的武裝工作隊是在反“蠶食”鬥争中湧現的一支革命輕騎隊。
“武工隊”以正面推進，打擊敵人的碉堡為目标，這是打退敵人邊沿蠶食的中心環節；深入到敵人的側背後，把敵占區變成遊擊區；加強政治攻勢，瓦解敵僞軍，對群衆進行民族氣節教育，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組織人民群衆進行鬥争。
“武工隊”及其廣泛有力的戰鬥活動标志着敵後遊擊戰争的新發展。
它進一步造成對敵人的分割和反包圍，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蠶食”政策和殖民統治，更加造成了敵我雙方犬牙交錯的狀态，使抗日遊擊戰争向敵占區的縱深前進。
這是敵後抗日遊擊戰争的重要創造。
五、遊擊戰争的勝利發展，為實現抗日遊擊戰争向正規戰争的轉變，奪取抗日戰争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敵後抗戰恢複、再發展和反攻階段。
1943年華北、華中敵後的反“蠶食”、反“清鄉”鬥争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制止了敵人向根據地的推進，出現了敵退我進，或敵不退我亦進的形勢，敵人基本上被“擠”到點、線上去了，根據地得到了恢複和進一步發展。
1944年初在一部分地區對敵人開始了局部反攻，恢複和擴大了根據地。
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發展，主力部隊己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發展到268萬人，解放區人口發展到1.3億餘人。
從而為實現由遊擊戰向正規戰轉變，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随着抗日戰争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八路軍、新四軍又實現了由遊擊戰到正規戰的戰略轉變。
整個抗日戰争的實踐說明，敵後戰場的遊擊戰争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在戰略防禦階段，遊擊戰争擔負了開辟敵後戰場，創造根據地、牽制與打擊敵人、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戰略任務。
在戰略相持階段，遊擊戰争擔負着堅持敵後抗戰，發展與鞏固根據地，消耗與削弱敵人，支援正面戰場作戰，并積蓄力量，實現由遊擊戰向正規戰轉變和準備反攻的戰略任務。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敵後戰場的遊擊戰與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在戰略上對敵人構成夾擊态勢，陷敵于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
抗日戰争實踐證明，敵後抗日遊擊戰争是敵強我弱條件下，保存和發展自己，消耗與削弱敵人，配合正面戰場的正規戰争，奪取戰争最後勝利的有效的作戰形式。
正如朱德所提出的那樣，在“軍事活動的全時間内，所有的遊擊隊配合主力軍一齊動作起來，就和螞蟻蛀蝕着朽樓一樣，可以傾覆敵人存在的基礎，影響到全面抗戰的局面。
”
日本軍國主義者承認：在人類戰争史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遊擊戰，但隻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産黨軍隊在抗日戰争中進行的遊擊戰，堪稱為曆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遊擊戰。
”
“在毛澤東的遊擊戰略中，遊擊戰是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廣泛進行的”，“可以說是一種全民總動員、一緻對敵的攻勢戰略。
它把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動員起來，發揮衛國衛民的主觀能動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沖擊敵人的威勢”，“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
”
可以肯定他說，如果沒有敵後戰場的抗日遊擊戰争，也就沒有中國抗日戰争的最後勝利，那種簡單地從軍隊的數量和陣地戰的作戰方式來看問題，而忽視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地位和偉大作用的傾向，是極其錯誤的，也是極其片面的，不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