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來的。
”他又說：“沒有美國的人員參加，也沒有任何種類的美國飛機參加。
這兩架飛機，就我們所知，都是卡斯特羅空軍的飛機，據駕駛員說是從卡斯特羅的機場起飛的。
”
他高舉一張B-26式飛機的照片說：“機尾上有卡斯特羅空軍的标記，誰都可以認出來。
古巴的紅星和F?A?R(革命空軍)這幾個字，很清楚嘛。
”羅亞回答說，誰都能夠自己塗上這種标志，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
這位美國大使還向他保證：“已經采取步驟要拘留這幾架古巴飛機，不準許它們飛往古巴。
”
當然不會采取這樣的步驟。
中央情報局的飾詞越來越漏洞百出了。
感到丢臉的史蒂文森隻好自己想辦法為撒下的謊進行開脫。
正像羅伯特?肯尼迪後來說的，“事情已經要表面化了”。
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況已為大家所了解。
海外欽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為之愕然。
米蘭《晚郵報》說：“美國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過了艾森豪威爾的膽小怕事和優柔寡斷的八年。
”《法蘭克福新報》宣稱：“現在看來肯尼迪在政治和道義上都失敗了。
”在聯合國大會上亞非國家的外交家還記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譴責過中立主義如何不道德，現在不禁感到分外高興，大為活躍。
史蒂文森尴尬地說，他不能肯定誰在攻擊古巴，但他卻知道誰在攻擊美國。
《邁阿密新聞》星期一下午6點鐘版的大字标題是：古巴海軍起義，入侵部隊在前進中。
消息透露，這次海軍叛變采用了一個頗富想像力的代号：“獎金”。
又說，叛軍正以巨大的鉗形攻勢分割卡斯特羅的土崩瓦解的軍隊。
該報還引證了“各種報道”，從而斷言，入侵者已經“在古巴六個省中四個省的海灘登陸，現在尚未遭到攻擊的隻有哈瓦那省和東部的卡馬圭省”。
這些報道都是毫無根據的。
根本沒有什麼“獎金”行動，古巴的海軍仍繼續忠于一人，全部行動僅限于豬灣海岸一處，實際情況是，2萬名卡斯特羅政權的保衛者使叛軍陷入了背水的絕境。
船隻逃跑後，入侵者陷入無望的境地。
但是，他們打得很出色。
傘兵雖然降錯了地方，卻打退了民兵的進攻。
在數量上處于1∶13或更懸殊的劣勢，又面對着敵人重炮和空軍的戰術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據點，在頭一天損失了不到100人。
奧利瓦手下隻有370人，卻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羅士兵和20輛坦克的進攻，自己傷亡在百人以下，卻打死政府軍500人和打傷1000多人。
這些是卡斯特羅的一名醫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緒很高。
他們的總的困難隻有他們的領導人才知道，而這些領導人所以還抱着希望，是因為受到中央情報局人員從逃散的船上發來的無線電訊的鼓舞。
(“喂，佩佩。
你要知道，我們絕對不會抛棄你們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們會進去把你們撤出來的。
”)後來，對于當時交談的内容到底如何，頗有争論。
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給海灘上的叛軍打氣的确延長了他們抵抗的時間，自然也增大了傷亡。
批評中央情報局的人一般認為，該局的戰略家們的看法是一緻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場如何，他決不能讓這次入侵失敗——他一旦發現美國的威望可能會受到損害，他就會使用美國的力量進行幹預的。
這裡，也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他們又錯了。
總統講話是說了算數的。
當天，他在白宮問他周圍的人道：“什麼是威望?它是虛幻的力量還是真實的力量?我們要以真實的力量為依據。
毫無疑問，在今後幾個星期裡，有人會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的，但這無關大局。
”
大多數美國人看來是諒解的，甚至還同情。
60年代後期他們之間形成分裂的那種怨恨情緒這時還沒有表現出來。
國家還沒有分裂成為互相敵對的陣營。
正如羅伯特?肯尼迪後來在《十三天》中所說，“豬灣事件時，我們的意見實質上是一緻的。
”《哈潑斯》月刊編輯約翰?費希爾在該刊上講的幾句話，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說：“每個總統都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去組織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險的官僚機器的路數……當〔肯尼迪〕實際上還不過剛剛往屋裡搬家具的時候，就發現屋頂塌了下來，門也刮倒了。
”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82%的美國人對他處理事務的方式表示贊賞。
肯尼迪陰郁地說：“我現在跟艾森豪威爾一樣，幹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
誠然，輿論并不一緻。
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這樣的強硬路線派。
他後來在1964年11月份的《讀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議肯尼迪“找一個适當的合法借口，然後……直接開進去”。
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卻是，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問題上，忽然出現了一幫引起摩擦的新左派。
施萊辛格寫道：“左派當中，出人意外，許多人現在感到在選舉前他們對肯尼迪表示懷疑是完全有理的。
”他們的标語牌要求“公平對待古巴”。
他們同示威者一起擠滿了曼哈頓的聯合廣場；諾曼?梅勒也參加了他們的行列。
在白宮外面，一個高個子女詩人身上挂着斥責第一夫人的标語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傑奎琳，你已經失掉文學藝術家的支持了)。
“公平對待”運動得到了許多大學的響應，特别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學院。
哈佛大學曆史系成員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圖爾特?休斯，帶領着70名大學教師在一封給總統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政府“扭轉目前美國準備對古巴進行軍事幹涉的趨勢”。
社會學家巴林頓?穆爾預言要出現“一個用自由的辭藻掩蓋着它的基本政策的軍國主義的反動政府”。
《權勢集團》一書的作者賴特?米爾斯從醫院的病床上打電報給加利福尼亞舉行的一次公平對待大會說：
肯尼迪之流已經把我們重新帶回到了野蠻時代，施萊辛格之流已經使我們在理智和道義上蒙受恥辱，我為我的國家感到無比羞恥。
我未能參加你們的大會深感遺憾，如果身體許可的話，我現在可能已去同菲德爾?卡斯特羅并肩戰鬥了。
實際上卡斯特羅并沒有進行戰鬥，他沒有這個必要。
他的部屬已經完全掌握了豬灣的局勢，他隻是站在一邊旁觀，看着他們無情地一步步壓縮叛軍的灘頭陣地。
拉丁美洲還從來沒有見過古巴政府軍所用的那種武器。
星期一清晨，裝備着蘇制122毫米榴彈炮的四個炮兵連開始轟擊海灘，落彈點附近的叛軍被震得暈頭轉向。
叛軍坦克指揮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強得多。
到了晚上，叛軍十分缺乏彈藥。
佩佩?聖羅曼後來告訴海恩斯?約翰遜說：“天黑了，我們盼着船回來。
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來。
我們知道，如果船不來，我們就絕無成功的希望了。
”午夜，仍然毫無音信。
佩佩在絕望中同他的無線電發報員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裡，希望通過無線電同中央情報局的船取得聯系。
他回到指揮所，派出另一名軍官到海上去設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員嘩變自己已完全無能為力的船長。
這隻敞篷船一小時接一小時地發出如下電訊：“多洛麗絲，我是海灘。
多洛麗絲，我是海灘。
我在找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
”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飛機打算去炸毀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上的古巴空軍飛機。
卡斯特羅又是好運氣，機場上空濃雲密布，沒有受到任何損失。
在吉隆灘，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徑直向海灘開火，越來越狹窄的海灘陣地上沒有一件事使人稱心的。
缺乏空中掩護已造成了叛軍的失敗，現在因為沒有空中掩護，他們甚至連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總統正在白宮舉行一年一度的國會議員招待會，臨時被請了出來。
他打着白領帶，穿着燕尾服，站在他辦公室裡的一幅地圖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協調)，聽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兩位成員和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比斯爾對他說，現在隻有出動美國空軍，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羅僞法庭的審判。
總統讓步了，批準在豬灣外邊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艦“埃塞克斯”号上出動6架無标記的噴氣式機。
星期三早晨6點半到7點半這一小時之内，美國飛機将保證不容卡斯特羅的飛機飛臨海灘陣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幾架B-26飛機則将用以向環形陣地周圍的政府軍發動攻擊。
在《要是在今天》一書中，霍華德?亨特公然厚着臉皮指摘說，由于肯尼迪沒有讓美國戰鬥機掌握制空權，因而造成了豬灣遠征的失敗。
——譯者
豬灣這一出悲喜劇的最後一幕開始了。
古巴旅飛行員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離古巴有3小時又20分鐘的航程。
這些飛行員由于不停執行任務早已筋疲力盡，隻有兩個人還有氣力再作飛行。
可是，四名美國顧問相信從“埃塞克斯”号起飛的噴氣式飛機一定能保護他們，自願駕駛其餘的幾架B-26飛機。
中央情報局在這次一無是處的行動中，已經犯下了無數錯誤，現在他們所犯的這最後一次錯誤則更是毫無道理的。
原來尼加拉瓜和古巴屬于兩個不同的時區，而這些飛行員卻忘了校正他們的手表。
他們提前一小時到達了吉隆灘上空，這時用來保護他們的噴氣式飛機還一動未動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飛行甲闆上。
于是卡斯特羅的T-33教練機便蜂擁而上，一舉殲滅了他們，使四個美國人全部喪生。
現在隻剩下最後咽氣的份兒了。
從吉隆灘發來的要求增援部隊、坦克和彈藥的呼聲已經減弱。
電報都很簡短：“海灘繼續戰鬥。
立派一切可用之機。
”“已退入海中。
彈藥告罄。
敵人迫近。
必須在一小時内救援。
”星期二深夜，開始了最後的抵抗。
叛軍領導人在卡斯特羅大炮和坦克的包圍中于星期三清晨4點32分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正在銷毀我全部裝備通訊器材。
坦克迫近。
已無武器戰鬥。
決定入叢林。
我不能再等你們了。
”
林子裡也隻能暫避一時。
由于原來就沒有定出撤退計劃，叛軍最後一一落入敵手。
卡斯特羅大獲全勝。
他不到72小時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約翰遜在其關于這次戰鬥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說，使入侵變成為“也許是自從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沖入死亡的無底深淵指1853～1856年克裡木戰争中，英國輕騎兵旅對克裡木半島巴拉克拉瓦的攻擊。
——譯者以來許多錯誤百出、計劃不周的行動中最得到大肆宣揚的一次”。
古巴旅的幸存者還面臨着要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和長期監禁的恥辱。
他們直到1962年聖誕節，由于羅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了一次贖救他們的運動成功，才放出來。
在60年代中期，當代一些曆史學家傾向于認為，從長遠看，豬灣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這次事件，肯尼迪對專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個月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反而更能當機立斷。
從70年代回頭看，對于吉隆灘的潰敗以及他對此事的反應，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總統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表演說，完全采取了戰鬥姿态。
他說，這一次他決定不同卡斯特羅計較，但是他希望記錄在案，“我們的克制是有限度的”。
美國已經準備采取行動，“如果必要，就單獨行動”，以“保衛自己的安全”。
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時，我們決不會去聽那些已在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聲名狼藉了的人來同我們談什麼對外幹涉問題。
”
這是最露骨的冷戰語言，這無異斷定說，美國的惟一危險在本國國界以外。
美國的惟一敵手是鐵闆一塊的國際共産主義，不論“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
他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要對共産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幹涉和統治的威脅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現實地對待”，因為“現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們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臨着一場無情的鬥争，其範圍遠遠超過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沖突”。
60年代的轉向自由主義，那時還沒有開始。
一旦開始，美國所受到的威脅就都會看做是來自本國國内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污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等。
但是在肯尼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出現。
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國大兵，50年代是被母親誤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變成了以和平為工具同饑餓、疾病——以及共産主義——進行鬥争的和平隊隊員。
作為美國當代的自由主義派，肯尼迪認為，不發達國家發生革命運動的基本原因是貧窮和愚昧，而共産黨則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他确信，一旦由于執行第四點計劃改變了那種情況，共産主義的号召力就會完全消失。
争取進步聯盟之所以受人歡迎，其原因正在于此。
一般認為，拉丁美洲在追求進步的事業中同美國聯盟，就能排斥來自共産國際的拉攏。
這種信念是根深蒂固的。
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不過這也許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看法了。
60年代早期理想主義的青年，用當時極為流行的語言來說，是實用主義的。
下一個十年中的自由主義派典範人物拉爾夫?納德，這時還沒有登上舞台。
在肯尼迪執政時期中，一如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以來一樣，自由主義派人士都認為，醫治社會弊端的方法是擴大政府機構和加強總統權力。
後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幻滅，幾乎動搖了整個共和體制的根本。
那個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的演說，完全有可能出現在艾森豪威爾執政年代，甚至還可能出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
二者在風格上可能很不一樣，但實質上并無多大區别。
像所有的冷戰人物一樣，肯尼迪最後也提到了慕尼黑會議，提醒聽衆說，它的意義就在于：民主國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權主義的獨裁者，是注定要滅亡的，而“可以不發一枚導彈或越過一國國境，就能使我們的安全一點一點、一國一國地喪失掉的”。
他說，他決心“吸取這個教訓”。
最後又說：“未來的曆史将載明，這一艱苦的鬥争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達到高xdx潮的。
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我們的制度存在下去，獲得成功，不管其代價如何，也不管會有什麼風險。
”
這是對未來的曆史結論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種猜測。
那次演說是肯尼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反應。
回白宮後，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義的步驟。
麥喬治?邦迪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
他從西行政大街對面的比較寒碜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西側樓，十分靠近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邦迪開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
除此之外，邦迪還把他的管轄權擴大到挂着巨幅地圖、裝着許多鮮豔的電話機的白宮作戰室去。
下一次共産主義世界再策劃對自由世界進行攻擊，美國就會有所防範了。
如果它膽敢再颠覆任何一個弱小國家的反共政權，他們就會遇到堅決的抵抗。
白宮已經做好了準備，邦迪已經做好了準備，作戰室也已經做好了準備。
熱線已經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們永世難忘的教訓。
認真閱讀關于古巴問題的報道的人中也有尼?謝?赫魯曉夫。
這位部長會議主席對那些冷戰言辭并不十分在意，因為他自己也說過不少。
他所感興趣的是，這位新總統，年輕而又缺乏經驗，這一跤摔得真夠嗆。
肯尼迪這會兒似乎還有點暈頭轉向，這看來是對他猛擊一拳的大好時機了。
白宮知道，克裡姆林宮準會這樣看待美國這次的大失敗的。
華盛頓在估量了經過豬灣事件殘存的自信心之後，感到驚惶，這是主因。
本來在2月間已經安排讓肯尼迪同赫魯曉夫6月初在維也納舉行會談，赫魯曉夫在5月12日還寫信說，邀請仍然有效。
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這可能會被看做又一軟弱表現。
他說，甯攀高峰，勿近邊緣這是一句雙關語，高峰指最高級會議，邊緣指戰争邊緣。
——譯者。
因此他絲毫沒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進行維也納會談的準備工作。
有人告訴他，蘇聯主席認為艾森豪威爾兩次在和他進行最高級會談之前都缺乏充分準備，因而對他很看不起。
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難問題總要問他的助手怎麼回答。
于是肯尼迪決定，一切重要會談都隻由他們兩人和一位譯員參加。
赫魯曉夫同肯尼迪一樣，也受到國内強硬路線派，即斯大林主義分子的壓力，他們認為，要想從對方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惟一辦法就是硬索強奪，咒罵恐吓。
赫魯曉夫本人就很善于搞這一手。
斯大林對他這一手是贊賞的，正因如此，他顯得具有一種原始的力量似的。
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聯合國大會上作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表演。
這幾年來，剛果使得許多地理政治學家的名譽掃地了。
由于U-2事件的出現，同艾森豪威爾舉行日内瓦最高級會議的流産，美蘇緩和的希望的破滅，赫魯曉夫早已不痛快了，現在加丹加省的新的恥辱更使他氣急敗壞。
他原來一直責怪達格?哈馬舍爾德，說他是殖民國家的工具。
他要求廢除聯合國秘書長一職，提議由一個三人組成的執行機構來代替，以代表西方、共産主義和中立國家三個國家集團。
他根據俄國的一種三馬并拉的車子，把這種安排叫做“troika”(三駕馬車)。
他當時脫下鞋子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以示強調，使聯合國大會為之嘩然，主持大會的一位愛爾蘭人為了恢複秩序，把木槌都敲斷了。
這樣混亂使那位蘇聯主席很高興，回到莫斯科後還揚揚得意地說：“聯合國虛弱極了，眼看要完蛋。
”
1961年1月6日，赫魯曉夫為了反擊美國自由派對不發達國家的政策——經濟援助和必要時進行軍事幹預的雙管齊下計劃——提出了共産主義在整個60年代的巨大挑戰：“無限支持為求解放而鬥争的民族”的“正義”戰争。
六個星期後，他的剛果同盟者帕特裡斯?盧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謀殺。
于是這位狂怒的俄國人就稱這一謀殺事件為“哈馬舍爾德罪惡活動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銷他的聯合國秘書長的職務。
俄國的右派力量還有其他一些不滿也由赫魯曉夫表示出來了。
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們懷抱的老撾，現在卻正在轉向中立道路。
紅軍中的強硬派要求恢複蘇聯在1958年秋季暫停的核試驗；他們現在已經有了2000萬噸、3000萬噸、5000萬噸和1億噸級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試驗。
這些冷戰症候每天不斷刺激人們，使外交氣候保持寒冷，但又不緻釀成世界危機。
但是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蓋過一切的關鍵問題。
赫魯曉夫有時稱它為“卡在喉嚨裡的骨頭”，有時稱它為“需要割除的一種毒瘤”，或可能導緻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這個問題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來，俄國人一直把西方駐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