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了一個富有詩意的畫面，一個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雛菊的花瓣，一面數着它們；而在她這麼做着的時候，她的形象漸隐，随後被一團蘑菇雲所代替了。
共和黨人看了很生氣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華特過去未能，現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發言到底是什麼意思。
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時的那種态度是頗為使人不安的。
一位競選美國總統的人不應該說什麼“往克裡姆林宮的男廁所裡抛進一個”這類的話。
有一次戈德華特看來是想要消除核彈的威脅，而《紐約時報》的查爾斯?莫爾在他的發言中卻發現他使用“按電鈕’、“原子大屠殺”、“核毀滅”這樣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
這樣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
民主黨人惡意地譏諷說：“你心裡明白，他是會那麼幹的……”
為共和黨人得勝希望掘墓的另一個問題是社會保險問題。
這一宗麻煩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爾州便開始了。
戈德華特在回答問題時說，他贊成用自動捐獻辦法來改進社會保險工作。
第二天，新罕布什爾州康克德的《箴言報》的标題是：“戈德華特定下的目标：結束社會保險事業”。
這位參議員提出了抗議，但自願參加捐獻的結果顯然就會是那樣；付給退休工人的錢隻能取自年輕工人，可是，如果他們可以不付這種稅，他們對于付稅也決不會比任何别的人更為熱心。
針對這一問題，民主黨的電視節目中出現了兩隻手撕掉一張社會保險卡的鏡頭。
社會保險問題影響到1億美國人，要找到一個比它更使人關心的問題怕是很難的了。
戈德華特還有别的問題；他曾投票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并在頭年6月反對過肯尼迪-約翰遜的民權法案。
在保守派的報紙一家接一家轉而支持約翰遜的時候，他過去的投票經曆所産生的結果也越來越清楚，最後連這位共和黨候選人自己也能看清了。
民意測驗的數字還很少這樣一面倒的；按蓋洛普的統計，約翰遜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華特的僅占29%。
在選舉之後這位亞利桑那人說，他早就應該看到，甚至在競選開始前，在舊金山時一切就已經無望了。
而實際情況，他說，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無希望。
這未免有點事後聰明的味道。
遲至10月，他至少在口頭上還表示相信他能取勝。
但不管他對前景的料想怎樣，他卻從未企圖用卑劣手段增加獲勝的機會。
他勸告那些噓約翰遜的觀衆(“不要對當今總統不敬”)。
當他的一個顧問克利夫頓?懷特利用黑人區暴動時黑人到處搶劫的驚人場面攝制出一部名曰《選擇》的紀錄片時，戈德華特說這部片子是種族主義的，不讓上演。
關于約翰遜競選運動中出現的一件醜聞的報道——總統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廁所中犯雞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絕加以利用，甚至拒絕讨論。
這位助理是沃爾特?詹金斯。
由于工作過度疲勞不堪，他才那樣經不起誘惑，要不然還是不會的。
10月7日，詹金斯離開白宮數小時，前去參加《新聞周刊》華盛頓分社因遷入新樓舉行的雞尾酒會。
他喝下幾杯酒後，就離席前往相隔兩個街區的華盛頓基督教青年會去。
他知道那裡地下室的男廁所是搞同性關系的人的幽會場所。
不幸的是，華盛頓的警察也知道這情況。
大約在下午7點半的時候，詹金斯和一個年紀已不小的退伍軍人被一個一直在外面偷看他們的警官當場逮捕了。
他們被帶到警察局，到那裡後發現，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樣的案情被捕過。
新聞記者們不願報道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轟動華盛頓的新聞：白宮正拼命扣壓一條有關國家安全的重大消息”(這是共和黨右翼輕率使用這種說法的一個較早的例子)，這時，新聞記者們也隻好報道了。
消息一傳出，詹金斯就被診斷為“極度疲勞”住進了醫院。
伯奇和戈德華特的許多别的顧問都請求戈德華特利用這一機會，大事渲染這一所謂政府上層人物傷風敗俗的驚人事例。
他拒絕了。
約翰遜焦急地任命奧利弗?奎爾組織一個調查組進行調查，看看這件倒黴的事會使他損失多少選票。
奎爾得出的出人意外結論是：根本不值一提；而這個不幸事件很快也就從人們的記憶裡消失了。
戈德華特的寬恕、憐憫隻是部分原因。
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當人們開始談論詹金斯事件的時候，國外事務方面出現了三件使人震驚的大事。
在10月15～16日的48小時之内，赫魯曉夫被奪去一切權力，趕下了台；共産黨中國宣布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黨政府垮了台。
白宮記者團談論到約翰遜的好運，他運氣确實不壞。
當伯德?約翰遜夫人帶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員的夫人們乘着一列共有16節車廂被稱為“伯德夫人專列”的火車往南部開去的時候，她們受到敵意的诘難——這種待遇肯定會在其他地方獲得同情和更多的選票。
約翰遜在新奧爾良迎接伯德夫人專列，并在那裡做了競選的第一次演講。
這是一次冒險——他不聽參議員拉塞爾?朗的勸告，強烈地為民權呼籲——單單這一點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發言的最後幾句，則更使人永遠難忘。
他在呼籲停止偏執的行為後，接着說，他要實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權法(“我不能讓他們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見來收買他們”)，然後他講到，在薩姆?雷伯恩第一次進入國會的時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參議員做過一次長談，這位參議員說，他希望他身體好起來讓他能再回家鄉去看看。
約翰遜引述這位參議員的話說：“我真希望回到故鄉，再向他們發表一次民主黨演說。
我感覺到我還有一篇演說要發表。
我的可憐的州人，他們三十年來就沒有聽到過一次真正的民主黨演說。
他們在選舉時所聽到的永遠就是黑鬼，黑鬼，黑鬼。
”聽衆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過來，站起來向他熱烈歡呼達五分鐘之久。
約翰遜競選時另一些精彩場面的記錄看起來并非都那麼有利，在有關越南問題上尤其如此。
譴責戈德華特對核武器随便亂說和不負責任的瞎想是一劑強有力的政治藥方，民主黨人對這一藥方禁不住不時地增加藥味。
繼“雛菊姑娘”電視節目之後，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個節目，但因為太不近情理，隻播放了一次；這一節目的畫面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正在吃冰激淩，畫外卻有一個聲音講說，锶90已使空氣毒化，并提醒觀衆，戈德華特反對禁止核試驗條約。
戈德華特參議員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彈使胡志明小道“樹木落葉”的建議，被說成是他不負責任和搞軍國主義的例證。
可是，對約翰遜說來，這可是一個危險的話題。
它會使投票人想到，美國人正在越南進行熱戰，而把美國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華特。
于是，為了保持和平問題的勢頭，總統向全國作了一些人們後來未曾忘卻的保證。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馬州的尤福拉說：“我們并不想讓我們的美國孩子去替亞洲的孩子打仗。
我們并不想卷入……給拴在亞洲地面戰争中脫不了身。
”
随後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說：“我從不認為我們準備讓美國人去替亞洲人打仗。
按照我當時所面臨的情況，我一直盡力想讓越南人按照我們的意見和用我們提供的裝備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個美國人犧牲了……我常常深夜醒來，扪心自問，如果我走錯一步，将會造成多少美國人的生命損失……這不是發動戰争的問題……我知道有些人認為，我要發動一場戰争是很容易的。
但要制止一場戰争對我們來說可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目前力求做到的。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倫說：“……我們不準備派遣美國人到九千或萬裡之遙的亞洲去替亞洲人打一場應該由他們自己去打的仗。
”
10月27日在匹茲堡他又說：“隻要我是總統，美國人就能有和平，就會有和平。
”
一年之後有個尖刻的笑話：一位姑娘說：“有人對我說，如果我投了戈德華特的票，我們在六個月内就會發生戰争。
我投了他的票——我們果真在打仗了。
”的确，一個選舉人，如果他惟一動機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細閱讀過報上發表的演講，在1964年11月，他一定會投票選舉約翰遜，反對戈德華特，到後來他就會感到自己是受騙了，許多人都如此。
競選期間總統在埃爾帕索說：“今天我在這兒向你們保證，為了促進自由和和平，我願意在任何時候到世界任何遙遠的角落去同任何人會談。
”可是事實呢，隻要他相信美國還能用武力對共産黨人強加軍事解決的時候，他對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會。
在競選運動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
戈德華特主張派遣美國兵和飛機去支援南越，而約翰遜則斥責他是不負責任的戰争販子。
總統當時看來是真誠的。
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難想出有哪一件戈德華特提出的軍事計劃，約翰遜沒有付諸實行的，盡管他曾經向全國人民發誓加以反對。
11月3日，林登?約翰遜赢得選舉，得以在白宮再留一個完整的任期。
他和休伯特?漢弗萊在44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獲勝，總計獲得486張選舉人票。
戈德華特和衆議員威廉?米勒赢得亞利桑那、密西西比、亞拉巴馬、南卡羅來納、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亞六個州，僅獲選舉人票52張。
民主黨人在國會選舉中也大獲全勝。
改選的35個參議員席位中他們赢得28個，使他們共有68席，而共和黨僅有32席。
在衆議院又獲得了41席，現在他們在衆議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數(295∶140)，居支配地位。
共和黨人總算赢得一個州長職務，但他們仍然僅隻有17名州長，而民主黨人卻有33名。
“選戈德華特參加萬靈節前夕”見本書第6章第174頁注⑤。
——譯者，一條在華盛頓流傳很廣的貼在汽車上的競選招貼嘲弄說。
張貼這條招貼的汽車也并非都屬于民主黨人所有。
在選舉那天，本書作者正在厄爾?沃倫的住所和他同進午餐。
那天給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記憶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華特會遭到慘敗的強烈情緒。
沃倫像共和黨的許多其他的溫和派一樣，極希望看到戈德華特保守派被徹底擊敗。
當災難落到他們頭上的時候，共和黨人進一步肯定了一種早就存在的理論：他們之間的争執不和可比民主黨人之間的争執不和要厲害得多。
保守派不僅在選舉中失敗了，他們還發現，在許多場合，本黨的黨員竟也把他們視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黨人中，也許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現了這種挫折和混亂情況。
選舉後兩天，他就嚴厲責備納爾遜?洛克菲勒，說洛克菲勒不肯幫戈德華特競選，使他們失去了許多選票。
他把紐約州州長稱為“分裂分子”。
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種想法。
他一面敦促共和黨同人抵制“右翼極端主義”，一面又支持一切從自由主義到保守主義的“認真負責的觀點”。
可是，這時尼克松的話，即使在共和黨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響。
同洛克菲勒不一樣，他曾孜孜不倦地為競選出力，但顯然全是白費。
他收到一大堆領情的話，卻很難證明有什麼實際價值。
對尼克松說來，那幾年是很平靜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說是好年月。
他掙到很多錢，他有時間閱讀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講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樣經常有時間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見面。
競選開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來作為政治資本的那隻黑白花色西班牙長耳小狗切克爾斯死了，活了12年。
他當時也在場，安慰了自己的女兒。
(10月他在艾奧瓦州競選時，有人又送給他一隻西班牙長耳小狗，并讓他叫它切克爾斯第二，但他把它轉送了别人；隻能有一個切克爾斯啊!)選舉後八星期，他的女兒特裡西娅在紐約州新進社交界的少女國際舞會的遊行隊伍中走在最前面。
他陪伴着她。
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爾斯墳上安了一塊墓石。
許多人認為，這是有象征意義的。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約翰遜是在肯尼迪總統的餘蔭下治理國家，而現在他卻是全靠自己當選為總統了。
關于肯尼迪的傳說在美國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極大的影響——國會山兩個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現任紐約州新選出的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和馬薩諸塞州以九十多萬張選票的極大優勢重新當選的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可是現在約翰遜成了第一号人物，華盛頓也開始對這情況有所反映了。
酒吧間最經常聽到的歌曲是《得克薩斯的眼睛》和《得克薩斯的黃玫瑰》。
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裝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樓旁邊華盛頓飯店的門廳裡轉來轉去。
華盛頓開始讓外來的客人感覺到像是一座邊疆城市，其實全國也出現了這種情景；一切開放、怎麼都行的60年代已經來臨。
1964年，加利福尼亞設計師魯迪?根賴希推廣一種裸胸遊泳衣，于是引出來許多新的花招。
在某些高級夜總會餘興節目裡，雇用“裸胸”婦女表演成了招引顧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為家常便飯；國家檔案局附近的那些華盛頓庸俗遊樂餐館，像在美國其他大都市一樣，女招待露着胸擺動着Rx房走來走去。
接着瑪麗?匡特在倫敦制作了超短裙。
于是年輕姑娘和許多婦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後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縮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現，人們早也就見慣；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誘惑性。
在舞台上裸體已經成風，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過的時候，半裸體已成了時髦社會的風尚。
透明的或稱為“全透亮”的衣服最為時新，艾夫斯?聖勞倫特生産了一種僅有幾個金屬小圓片半遮着乳頭和大腿跟處的薄紗襯裙。
在意大利，時式女服商福克特創造了一種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還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
羞怯的婦女則或在下身穿一種名為緊身襪褲的肉色内褲，或穿一種“滑稽内衣”——一種透過外面的紗罩可以清楚看見的色彩鮮豔的内衣——但更大膽的(以及天生較為美觀的)女人則不惜讓人一覽無遺。
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擴展越來越寬。
當史密森學會也吸取一些較為古怪的新式禮服時，艾奧瓦州共和黨衆議員格羅斯在衆議院裡提出了抗議。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堅持認為他們有權講他們認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詞，像“承諾”一樣，成了一個時髦詞彙。
伯克利是“言論自由運動”發源地——加利福尼亞稱之為“言運”，這一運動轉而造成60年代大學生與政府的第一次大對抗。
言論自由運動是由大學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師于1964年夏末組織的聯合團體，從思想體系方面來講，從戈德華特主義者到毛主義者應有盡有。
他們一緻反對大學當局不準校内要求政治權利或公民權利的示威運動擴大到校外去的禁令。
在哲學系學生、22歲的紐約人馬裡奧?薩維奧的領導下，言論自由運動加強活動，最後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學董事會正在把校園變成集中營。
他們認為，這一陰謀的目的是把整個伯克利變成一個為現體制(即企業、銀行、出版社、軍隊和保守的工會等)培養白領技術人員的職業學校。
薩維奧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躺在機器上使它停止轉動的時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開學的前一星期，動亂開始了，從此無論是伯克利還是美國任何其他大學都再也恢複不了原樣。
把言論自由運動叫做共産主義運動是毫無根據的。
它是無政府主義的，并蔑視一切辯證法。
一位支持這一運動的研究人員說：“一切舊的名目都過時了；如果這裡有正統共産黨人，那倒是一種溫和的影響。
”運動對理性主義的輕視有時到了荒謬的地步。
當警察把薩維奧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從他們的造反中心斯普勞爾廳拉出去的時候，薩維奧大叫着說：“太好了!我們可以讓校方接受我們的條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氣懶洋洋的，一個赤腳長發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園的正門前示威，手裡舉着一塊标語牌，上面是藍色襯底，就寫着一個四個字母的下流字。
他并非學生，他的名字叫約翰?湯姆森，是一個沒有出版過作品的詩人，是伯克利的所謂“隐蔽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由一些無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進派組成的，60年代後期發生的騷亂據說不少都是他們挑起的。
第二天，又有十來個青年也舉着寫有同樣字樣的牌子出現；有一個人還對着校園裡的擴音器大聲念着他标榜的那個字，另一個人則向要逮捕他們的警官朗誦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國作家D.H.勞倫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視為色情文學。
——譯者中的一段。
言論自由運動中的成員誰也不去保釋湯姆森和他的朋友。
校刊反對這一“肮髒言論運動”。
用當時新出現的話來說，他們懷疑，那些古怪的鬧事是在耍弄他們。
然而，他們的示威以及他們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來卻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對一切束縛的總反抗運動的組成部分。
湯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點像是拿言論自由運動尋開心，但不少嚴肅的作家卻認真堅持自己有權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語言。
他們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們的觀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