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種主意不切實際，純屬空想——一位運動領導人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愚蠢的主意。
”——他們決定不理睬梅雷迪思。
梅雷迪思并不氣餒。
他依然受着“神聖責任”的思想支配(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書中的說法，這本書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學校園中經受過的嚴峻考驗)，他相信命運正在他出生的那個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運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中年的失業白人，名叫奧布裡?詹姆斯?諾維爾。
在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時15分，梅雷迪思在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員的護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爾南多正南的美國第51号公路大步行進的時候，諾維爾從路邊的灌木叢中站了出來。
“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聲地叫喊着。
“詹姆斯?梅雷迪思!我隻要梅雷迪思!”他連續對他開了三槍。
在孟菲斯的一家醫院裡，醫生們發現梅雷迪思滿身都是鳥槍彈砂。
所有的傷都不嚴重。
諾維爾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徹底推翻了那種認為無須認真對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說法。
這一陣槍擊立即形成一場運動，為民權運動奔走的每一個人全都參加進來。
迪克?格雷戈裡飛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進，麥基西克、卡邁克爾和馬丁?路德?金則從梅雷迪思被擊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進。
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說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進軍”，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領導人大會為另一個塞爾馬運動動員各種力量。
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
塞爾馬的成就是使黑人領導人在非暴力問題上團結起來。
現在，批評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中的那些人都已公開站了出來。
在諾維爾狙擊事件後的第二天，卡邁克爾對孟菲斯的一個群衆大會說：“現在黑人要從白人手中奪過他們應該占有的一切。
”金對這樣煽動暴亂的行徑表示痛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羅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揚卻表示同意。
而這些年輕的好鬥分子的言論變得更加激烈好鬥了。
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在1964年舉行“自由之夏”時，運動的成員曾有三人死亡——其中兩人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裡被獵槍擊傷，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拉爾夫?費瑟斯通對于這一事件絲毫不以為憾，他反而高興地認為黑人已不再那麼好欺負了，并說“他們的反應是以槍對槍”。
卡邁克爾講的完全是黑豹黨的語言。
在亞佐市，年輕的黑人們歡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須走開——必須走開!”而且，那天夜裡，在亞佐市的遊樂場，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23歲的成員威利?裡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風格被稱為“教士”)登上一輛平闆卡車發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領袖為之發抖的宣講仇恨的說教。
他講到白人流血的情況，并且反複用兩個爆炸性字眼：“黑人權力!”來說明他的目标。
在離亞佐市45英裡的格林伍德，卡邁克爾在被拘留七個小時後出獄。
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鬥态度所造成。
對這種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遠不如塞爾馬事件時期那樣慷慨捐助了。
吃和住都是一個問題，卡邁克爾原來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操場搭建帳篷的時候被逮捕的。
在他爬上另一輛平闆卡車要去對格林伍德的群衆發表演說時，他聽到了關于裡克發表演說的情況。
卡邁克爾使用民權運動領袖們從黑人布道者那裡卓有成效地學來的一再重複和問答的方法，提醒他的聽衆們：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學校的校園裡被警察逮捕的。
“除了我們自己之外，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我們的街坊住所為所欲為……現在，我們将要奪取某種東西，我們要奪得某種代表性的東西。
不管它是不是屬于白人的——也許是黑人的。
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要求——黑人——權力!”
人們喊叫起來：“說得對!”他也就抓住了這個主題：“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我們要求黑人權力!對——這就是我們的要求……現在，從今以後，當他們問你們要求什麼時，你們就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們了。
你們要求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要求什麼?”
“黑人權力!”
“你們要求什麼?再說一遍!”
“黑人權力!”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羅伊?威爾金斯是毫不懷疑的。
“‘黑人權力’意思就是反對白人權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單獨幹。
必然也就是分離主義。
而這和我們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主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威爾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
”馬丁?路德?金最初對這一件事也講了類似的話，雖然後來他看到各民權團體之間的聯合由于這個問題的争執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兩可的态度，把它解釋成為“對于種族自尊心的呼籲，對于黑人不以身為黑人為恥的呼籲，意在變黑人的無權地位為握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權力”。
麥基西克認為這是呼籲采取聯合行動：“除非我們能夠設法把黑人的力量聯合起來，否則我們就會處在一蹶不振的狀态。
”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爾斯?埃弗斯這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密西西比州的領袖人物發出警告說：“如果我們沿着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進發，我們注定是要失敗的。
”菲利普?倫道夫哀歎這種好戰的叫喊乃是“種族和平與繁榮的威脅”。
他說：“為民權而戰的每一個黑人，都不可能擁護黑人權力之說，因為它是與民權和取消種族隔離運動相對立的。
”
《紐約時報》在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中說，密西西比州民權運動領導人之間的不和使公衆對這一運動的支持減少了。
一次民意測驗發現，77%的白人感到黑人權力的信條正在損害黑人的事業。
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這種觀點。
當時他正在紐約療養，他說：“在那裡似乎正在搞嘩衆取寵。
”他在完全康複之後，重新參加了進軍活動，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擁抱。
不過，他的疑慮仍未消除，他說：“我認為有些事情不對頭。
”他還講到“某些胡鬧的舉動還在繼續，我是不喜歡這種搞法的。
”
在新老兩代領導人之間的公開決裂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發生在6月23日，地點是靠近梅雷迪思進軍終點的地方——坎頓。
在這裡，警察不同意他們在一所學校的操場上搭建帳篷。
2500名黑人拒不散開，堅守着他們的陣地。
卡邁克爾喊叫起來：“我們不再逃來逃去了。
”但情況并非真正如此，當警察用警棍和催淚瓦斯彈進行襲擊的時候，人們逃散了。
但是，當金拒絕了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搭起帳篷的提議時，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抛棄了他。
其中一人說：“從今以後我們自己幹自己的。
”接着，他們提議，由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不積極支持這次進軍，應當将其排除在傑克遜市舉行的盛大群衆集會之外。
金和在進軍途中提供了醫護服務的一個醫護人員志願組織反對這個決議，但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争取種族平等大會和代表年輕黑人的另外兩個組織形成了多數，決議獲得通過。
查爾斯?埃弗斯說：“這很好。
等他們全都走了，我仍在這裡”。
他挖苦地說，進軍完全沒有注意登記黑人選民的工作。
當隊伍到達設在傑克遜市的州議會庭院時，樂隊演奏着：“當聖徒們開始進軍的時候”，這時參加其他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老戰士們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與金共同進軍的許多白人，現在都沒有來。
這當然并不表示自由派從此不再關心黑人的正義事業。
這也不可能從此終止已在實施中的争取黑人進步的種種計劃。
在那同一個月，在密西西比州費耶特進行了六個月的抵制白人商業的運動，以費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職工而勝利結束，同時還關閉了專供有色人種使用的加油站廁所，并錄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長。
在12個月裡三次被選入佐治亞州議會的朱利安?邦德，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命令，終于就職了。
在塞爾馬，吉姆?克拉克縣警長由于他的職務需要經過選舉，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決不”字樣的小圓徽章。
但這也無補于事，當根據他反對過的選舉法令登記的黑人選民參加投票時，他落選了。
過去，幾個黑人得志，全體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
整個種族會因為這少數人的成就而自豪。
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卡邁克爾引用的一位黑人婦女那年9月講的—句話，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爾夫?本奇吃的飯，飽不了我的肚子。
”開電梯的工人和日掙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
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這些激進分子進行鬥争的方法，是絕對不現實的。
黑人隻占美國總人口的11%。
侈談黑人革命——1966年已經談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種族隔離，則更屬荒謬。
菲利普?倫道夫，震驚于貧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在9月竟說：“街頭的進軍和示威活動已成強弩之末，現在應該結束了。
”他提出一個新的辦法：“從街頭轉到會議桌上去。
”10月，他本人、威金斯、揚、拉斯廷和從事民權鬥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輩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聲明，批判了暴力、暴亂和嘩衆取寵，并做出結論說：“我們不僅歡迎，而且我們要求美國白人的充分合作。
”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則上表示贊同，同時又不肯簽字，因為他不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認為，那些争取黑人權力的發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錯誤”。
卡邁克爾一度采取調和的路線，把黑人權力重新解釋為：“黑人團結起來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來選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們的代表說出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說：‘瞧，夥計，除非你向我們提供多少學校、醫院、操場和職業，我們就不會投你的票。
’”但他并沒有堅持下去。
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訴他的聽衆，“如果我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稀巴爛。
”他還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為解放而戰。
”在亞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到這裡要把這個城鎮搞個稀巴爛，我們一定要把它搞個稀巴爛。
”他把約翰遜總統叫做“蠻子”、“小醜”、“說謊的人”。
他愈益強烈地表明，他和黑豹黨人是完全一緻的，黑豹黨的口号——“權力屬于人民”意味着權力屬于黑人，而不是屬于别的任何人。
接着，就像丹東被羅伯斯庇爾接替了職務一樣，卡邁克爾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
當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業區在恐怖的五天五夜裡，被自制燃燒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時候，布朗對記者說，“在這些野蠻的白狗子警察滾開之前”，這裡決不會出現和平的局面。
接着他說：“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了戰。
”
在1966年的選舉中，起着強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對于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反應。
另一個反應是諸如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轉變立場。
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經把民權立法作為“合乎時宜的主張”加以支持，但是，他卻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條(“住房不受歧視”條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禍害”，因此使它未能通過。
令人奇怪的是，對這些新的好鬥分子采取極力批判态度的，卻是一家英國的期刊——倫敦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說：“這些‘領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
”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識分子”，說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間普遍存在的反對白人的情緒，與1943年法國人反對德國人的情緒是相似的。
”并說：“搶劫和侮辱白人婦女在過去一直被某些積極分子視為一種‘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為’。
”這雜志還預言說：“美國人民對于這種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暫時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幾乎必然要變成白人嚴厲的不容忍态度。
”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分子越來越耀武揚威。
黑豹黨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來越獲得湯姆?沃爾夫尖刻地稱之為“激進時髦”的聲譽，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過去隻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現，現在卻被當做對人類困境具有新見解的觀察家加以認真研讨。
他們全都是貧民區的産物，而某些人的發迹還可以追溯到近來的暴動事件。
羅恩?卡倫加出身于瓦茲地區的下層社會，雖然他否認他的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曾從事暴亂活動，該組織有四個成員已受到此項控告。
卡倫加所以名聲大噪也是瓦茲的騷亂造成的。
關于那次騷動的損失，現在越來越清楚，是無法計算的。
某些重大損失幾年内也不會看到。
這次暴亂的遺産之一是獅鼻似的55—SA型八發22口徑艾弗-約翰遜牌的左輪手槍。
這支手槍原是一個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騷亂發生之後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買來自衛的。
後來，他把槍給了他的女兒，她又把它給了帕薩迪納地方的鄰居，這位鄰居又把它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個叫穆尼爾?“喬”?錫爾汗的雇員。
最後，喬把它轉給他的小弟弟錫爾汗——比沙拉?“索爾”?錫爾汗。
在瓦茲騷亂之後的第三年，錫爾汗就是用這支手槍在洛杉矶殺害了羅伯特?肯尼迪。
在12年一輪的越南曆法中，蛇年(1965)讓位給馬年(1966)，随即又進入羊年(1967年)。
馬年被認為是幸福之年，僅次于大吉大利的龍年，但是，美國在越南的死亡人數，幾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頭十周裡喪生的，他們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産黨人的炮火和炸彈之下，而且情況表明，這還隻不過是開始。
那一年美國兵陣亡總數達4800人。
到第二年的5月，美國死亡總數超過了1萬人，而且随着戰争的延長，死傷數也越來越大。
在羊年中，每周平均傷亡人數，較之馬年增多33%。
1967年死亡人數，則比戰争開始以來的任何一年為多。
在這同一時期，有5.3萬名平民死亡，這是使國内的戰争的批評者日益為之憂慮的事。
重大傷亡并沒有阻止五角大樓提出變本加厲的政策。
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對麥克納馬拉施加壓力，要他敦促總統下令轟炸北越的燃油和潤滑油供應設施(這被稱之為油源襲擊)。
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格蘭特?夏普海軍上将預言說，此舉将“使敵人走到談判桌邊來，或使叛亂平息”。
麥克納馬拉終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雖然中央情報局預先打招呼說，油源襲擊并不會使兵員和物資的滲透停止下來。
中央情報局是正确的，盡管在戰鬥中傷亡慘重，沿長達1000英裡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數，從每月1500人增為3500人，接着又增為4000人。
到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
不久，年度兵員補充率已高達10萬人。
國防部的各研究小組向麥克納馬拉彙報說，雖然不斷進行轟炸，遊擊隊流入南方的情況“有增無減”，而且各種襲擊對于河内在北緯十七度線以南作戰的能力“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
這位國防部長親自飛往前線視察，這是他第八次親臨現場視察。
他返國之後，對總統說：“和解的前景，如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比過去更渺茫了。
”他還說：“空襲既沒有顯著影響滲透活動，也沒有粉碎河内的士氣。
”他勸告總統重新估計轟炸行動。
參謀長聯席會議極力反對任何減少空襲的建議。
他們在緻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争論說，軍事局勢“在過去的一年裡已有了實質性的改善”，并把轟炸稱為“一張王牌”。
威斯特摩蘭将軍飛返美國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講話時說：“在我駐留越南的四年間，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鼓舞……我們已經到了即将看到盡頭的重要時刻了。
”
麥克納馬拉卻并不感到鼓舞。
到那時為止，一閃即逝的樂觀估計他已經看得太多了。
在西貢，他曾同駐在那裡的一名部下度過一段使人灰心喪氣的日子，這個人告訴他說，官方的充滿愉快的調子是騙人的，前途是一個無盡頭的黑胡同，根本無光明可言。
提供這一情報的人，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
實際上，威斯特摩蘭來到華盛頓并不是要報告勝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軍隊。
1966年終了時他已擁有37.5萬人。
到1967年的4月，他已擁有48萬人，超過了朝鮮戰争的頂峰時期。
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為68萬人，或至少增為56.5萬人。
他對約翰遜說，有68萬人，他能夠在兩年内結束戰争；如隻擁有後一個較小的數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時間了。
這位總統不高興地指出，在南方的共産黨軍隊的力量已達到最高紀錄。
他質問這位将軍說：“我們增兵，難道敵人就不能增兵嗎?這樣下去，到哪兒才算盡頭呢?”威斯特摩蘭說，如果武元甲的滲透率再提高，他的供應将發生困難。
無論如何，美國在南越的怨氣兵殺死北越人的速度總比他們能補充的速度快。
約翰遜問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國派遣志願軍，情況會怎麼樣。
這位将軍回答說：“那倒是一個大問題。
”
美國人卷入越南戰争的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争。
這場沖突看來已完全成了一場白人與亞洲人之間的鬥争。
駐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給這裡的大小戰役取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名字，它們使人想起叢林中的苦難生活和美國國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與日俱增的痛苦。
其中有阿托巴羅行動、陸戰隊廣場行動，以及馬希爾行動、雙鷹行動和白翼行動。
然後還有達多行動、881高地北坡行動、祿甯行動、瘋馬行動、霍索恩行動和從德浪河戰役之後代價最高的一次行動——黑斯廷斯行動。
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動、溪山行動、昆天的三個紅色高地行動，以及阿速坡行動。
在西貢河和西貢以北20英裡的13号公路之間，由已放棄的橡膠種植園和熱帶多雨森林組成的一個三角形地區——鐵三角，作為共産黨人的據點已達20年之久。
1967年1月以3萬名怨氣兵對鐵三角發動的攻擊，即所謂的雪松瀑布行動，是美國參加越南戰争以來發動的最大的一次攻擊。
但是，在一個月之後發動的江克欣城行動規模就更大了。
參加這一行動的4.5萬名美國軍隊挺進到接近柬埔寨邊境的C區内，掃蕩越共的一處根據地。
他們如願以償，但以後又不得不讓敵人重新收複它，因為越南共和國的軍隊甚至連充當守備部隊來守住它的能力都沒有。
在此同時，國會已開始使得不同意約翰遜戰争政策這種事情成為一樁體面的事了。
按後來的标準來看，這種反對态度是低調的。
16名反對政府戰争行動的參議員警告河内說，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是有限度的，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的撤退美軍”。
但是，美國國會越來越不易控制了。
應總統的要求，以邁克?曼斯菲爾德為首的五名參議員，在越南度過了35天。
他們發表的報告使約翰遜大為沮喪，他們發現美國在越南一年的軍事行動并沒有改變這場戰争的進程，他們還發現，美國正在越來越深地陷入一場“無止境”的沖突：“其無止境的程度完全取決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對增兵的意願和能力。
”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指責說，現政府已“轉變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緻現在“我們正在屠殺無辜的人民……而這隻是因為離我們1.2萬英裡的［共産黨人］，而現在他們可能離我們隻有1.1萬英裡了。
”
這是最高階層的反對意見。
參議院中的鴿派也許反對約翰遜在印度支那的方針，但是他們投票同意撥款以便繼續進行這場戰争，而且他們的語言也是彬彬有禮的。
鴿派中最直言不諱的富布賴特，是從來不失禮的。
威斯特摩蘭對紐約的聽衆說，他“為近來在國内的一些非愛國的行為，搞得十分傷心”，并指責了那種犯有助長敵人威風的罪行的人。
富布賴特僅僅回答說：威斯特摩蘭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為“逐步升級鋪平道路”，這自然是千真萬确的。
下一層的抗議者是馬丁?路德?金，他把美國稱之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還把美國在越南屠殺農民的種種新武器試驗，比之為納粹分子“在歐洲的集中營搞的新藥和新刑”試驗。
埃爾莎?基特在約翰遜夫人于白宮舉行的午餐會上抨擊這場戰争時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語言。
斯波克醫生在對和平示威者說，“林登?約翰遜是敵人”時，也是如此。
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這樣，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抵制，而這支歌把總統的戰争政策完全說得一錢不值(“那個老糊塗蟲還在說：‘幹下去’”)。
還有霍華德?布雷特?利維上尉，他是布魯克林的一個醫生，他拒絕訓練派去為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服務的醫療隊人員，理由是根據紐倫堡審判原則，他将因此而成為戰犯的一名幫兇。
1967年6月對利維醫生的進行軍法審判時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這場戰争稱為“兇暴的罪惡”。
他被判有罪，判處三年徒刑，當即給帶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戰中心。
為美國中央情報局、道氏化學公司——凝固汽油(一種能燃燒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裝部隊招募工作人員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對待，有時被攆出大學校園。
代表三百多所大學學生會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全國學聯)每年接受中央情報局20萬元津貼一事，于1967年的聖瓦倫丁節被揭露，使全國學聯工作陷于癱瘓。
1967年10月，大學生們發動了“停止征兵周”，并組織了五萬多名示威者進軍到五角大樓的台階前去示威。
他們進行了一些富有創造性的，有時是令人震驚的反征兵活動——把八張征兵卡糊在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門口，與奧克蘭的警察持續進行了五天戰鬥，力圖阻止從征兵站運載應征人員前往軍事基地的大轎車，占據芝加哥大學的行政大樓達三天之久為了使大家注意反戰行動。
這并不完全是無私的理想主義。
大學生們正好是在适齡入伍的年歲。
1966年每月征召人數幾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數五千人的十倍，大學生緩役的表格發得越來越少了。
對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語、小徽章和巨幅招貼等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
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爾洛?格思裡的《艾麗斯飯店》，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
幾乎每一所大學的宿舍裡都有一大套傳單，提供如何設法使自己通不過征兵局體格檢查的竅門。
(“去時先吸足毒品，飄飄然。
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個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幾個星期前用普通針來回刺你的胳膊。
”)赫爾希将軍對此進行回擊，他向全國4088個征兵站發出指令，要他們把抗議者重新列為一等合格。
國會議員表示反對，說赫爾希越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也指控說，利用征兵懲罰持不同意見的人是“蠻橫的”。
但是赫爾希不肯讓步。
後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後在那裡年輕的美國逃亡者竟達萬人左右，他們在多倫多的大學生和平行動聯盟之類團體的協助之下，安居下來。
随着國家兩極化的發展，鷹派變得更為好鬥了。
為了回答俄勒岡州的莫爾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裡甯不約而同的反戰演說(前者說，“美國正在把人類引入決無勝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後者把新的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