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論，怎麼看都有點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缭象一個傳教士，在他的書中，為他的讀者（現在或未來的将軍們）塑造了一個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領形象。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
”“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
”為将者一旦達到了這樣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
宋元豐中，頒行武學，《尉缭子》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韬》、李衛公《問對》一起，号為《武經七書》，成為研習兵法的标準教材。
實則，《尉缭子》不僅僅是一部兵書而已，其對政治和哲學也時有涉及。
如“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
”其洞察識見，犀利高遠，非大師不能道也。
又如“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蔔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
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
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
”比起《國際歌》裡所唱出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其行動主義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兩千餘年。
至于書中所言如何行軍打仗、排兵布陣，皆屬細枝末節，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舉。
經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許有問，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為什麼當時蒙恬隻看到了十二殘篇？這十二殘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們有理由相信，蒙恬隻看到了十二殘篇，是因為當時尉缭的确也隻寫了十二篇。
而這十二篇，應該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談、制談、戰略、攻權五篇，卷二的守議、十二陵、武議、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戰權兩篇。
其餘的十七篇，則是在尉缭到了秦國之後，專門針對秦國和嬴政的需要而補寫的。
補寫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将令、踵軍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
另外五篇如今失傳，姑且不論。
我們可以看到，補寫部分都是軍令。
比較《孫子》等兵書來看，《尉缭子》中之所以會大量出現這種機械的、剛性的軍令，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單約稿。
毫無疑問，這個約稿者便是嬴政。
這些軍令，當是後來尉缭在擔任秦國國尉時，主持編撰并向秦軍上下頒布的軍規定令，後一并收錄入《尉缭子》書中。
（注1）
從《尉缭子》一書，我們不難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對秦軍所産生的巨大影響，并最終幫助秦國統一了天下。
讓人費解的是，尉缭這樣的高手，他的故國魏國為什麼不能留而用之？待我們翻閱魏國的曆史，卻又不禁釋然。
把高手趕到别的國家，一向是魏國的“優良”傳統。
曾幾何時，戰國七雄，魏國最強，人才也是最多。
遙想文侯當年，李悝變法了，強匡天下，威行四海，諸侯臣服。
然而，前有商鞅、吳起、張儀、範睢，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隻要魏國能留住其中一人，國運也許便會從此改寫。
可惜可歎的是，魏國卻大方地将他們拱手讓人，最終淪為魚腩之國，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注2）
〖注1：《尉缭子》中最早寫就的十二篇，在尉缭入秦後，根據形勢需要，應該也做了相應的修改。
比如在將理篇裡道，“今夫系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
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
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
是農無不離其田業，賈無不離其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其官府。
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