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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晚，我們乘車來到克拉斯諾斯洛博達的渡口。
一艘渡輪上已載着一輛T—34坦克，第二輛坦克也正準備上船。
他們不讓我的車上船，我隻得出示第62集團軍司令員的證件。
一個負責技術裝備的坦克軍副軍長向我報告了自己的職務。
我請他談一談他的部隊的情況。
他說：
“到昨天晚上為止，我們軍有近40輛坦克，其中隻有一半可以開動，其餘的已被打壞，但還作為固定火力點使用。
”
渡輪從北面繞過戈洛德内島的沙咀，駛向中心碼頭。
水面上偶爾落下炸彈，射擊是無目标的，沒有危險。
我們開始靠近河岸。
遠遠就可以看到，由于我們這隻船的到來，碼頭上擁上來許多人。
傷員們從避彈壕、彈坑、掩體中被擡了出來。
帶着包袱、提箱的人們也都從隐蔽的地方出來了。
一張張熏黑的臉上挂着泥痕，那是眼淚和塵土合成的。
又饑又渴的兒童向水邊奔去……見此情景，我的心緊縮起來。
喉嚨好像被一團苦澀的東西堵住了。
我們的汽車開下了渡輪。
方面軍司令部曾告訴我，第62集團軍司令部設在察裡察河谷，距河口不遠。
城裡的街道上死氣沉沉。
樹上沒有一根綠枝，都被大火燒焦了。
木房子剩下的隻是一堆灰燼和孤零零的煙囪。
許多石頭建築也被燒毀，門窗沒有了，樓闆也塌了。
偶爾可以見到完好的房子。
人們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從房子裡搬出，運到碼頭上去。
我們的汽車在伏爾加河岸邊沿鐵路線來到察裡察河口，然後又沿河谷來到了阿斯特拉漢大橋，但沒有找到指揮所。
天已黑下來了。
在火車站附近，我們遇到了一個工兵部隊的政委。
令人高興的是，他知道集團軍指揮所的位置。
他把我們帶到馬馬耶夫崗的山腳下。
我們下了汽車，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崗。
終于，我聽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聲：
“站住！什麼人？”
指揮所到了。
山溝裡布滿新挖的避彈壕和掩蔽部。
這就是馬馬耶夫崗！我當時怎麼能想到，它會成為斯大林格勒争奪中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哪裡會想到，這塊土地将被炮彈和炸彈炸得面目全非？
我來到了集團軍參謀長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
在這之前，我們沒有見過面，也不認識。
不過，我知道他是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領導人之一。
在戰争中，無論是我還是他，都遇到過許多人，往往是遇見後又分手了。
但是，這次相遇卻使我們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後來成為蘇聯元帥，戰略火箭部隊司令員。
他是我在漫長的一生中結識的最可親可貴的朋友。
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在紅場上我為他送葬的悲痛時刻。
我們之間友誼的建立，不僅是因為我們一起參加了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許多戰鬥，不僅是因為我們曾一起冒着敵人的炮火渡過許多日日夜夜，而且還因為我們曾為失去自己的戰友而共同承擔苦痛和悲傷。
可當初我們彼此還不了解，更不知道我們的性格是否合得來？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嚴格說來算不上是掩蔽部，隻是一個較寬的避彈壕，頂上鋪着樹枝和麥稭，最上邊蓋着10—20厘米厚的土。
避彈壕裡一側是土凳，另一側是土坑和土桌。
頂蓋在炮彈的爆炸聲中不停地顫動。
敵人正在轟擊城市和馬馬耶夫崗，但目前還隻是有計劃地普遍轟擊，并沒有明确目标。
桌子攤着幾張地圖，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裡隻有兩個人，一個是手拿電話筒的克雷洛夫将軍，另一個是值班電話員葉列娜·巴卡列維奇。
她是個18歲左右的藍眼睛姑娘。
克雷洛夫将軍正口氣嚴厲地與什麼人談話，聲音很高，很生氣，而且态度強硬。
巴卡列維奇坐在入口處，兩手各拿一隻電話聽筒，正向什麼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