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一生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
在朝鮮他雖然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後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
在他那個時代，慢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
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是至為慘痛。
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減門之禍（一家女眷十八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後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競也胡塗到對十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幹一泡的結果。
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他就是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麼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
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鮮為韓王練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現代化親軍，使藩邦朝野大為歎服。
韓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韓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來這大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
要了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
——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
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
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着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
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吓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隻有“八旗”六萬人。
後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二十四旗。
最高額亦不足十五萬。
那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
十五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隻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
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持各省治安，“以漢治漢”。
——這一大明遺規，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
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
國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缜公“所”。
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一百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饷自籌的保安隊了。
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綠營”。
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
分布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内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
（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後，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将不專兵。
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
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将兵的傳統制度了。
其後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将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
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将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于大清帝國。
——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頭搭出租車的趣事。
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台語“地下電台”。
餘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
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了“……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
後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台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
聞之不禁大笑。
——曆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
時間和曆史自會解決其“曆史問題”。
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曆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這也是個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藩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做起詩來，緻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
餘讀《随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則大清帝國，尤其是漢族之中，便沒個真正的職業軍人作統帥或封疆大吏。
以緻鴉片戰争一起，領軍去和“英夷”開打的不是職業軍人的“李廣”或“霍去病”，而是詩文做得頂刮刮的翰林學士林則徐。
英法聯軍時，最初文武一把抓，獨當一面的葉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進士。
最後弄成“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卻被英國人捉到印度去當俘虜。
其後八旗、綠營都腐爛了，不能再用；另組“湘軍”、“楚軍”、“淮軍”、“自強軍”、“定武軍”、“武衛軍”、“新建陸軍”……幾乎所有的軍頭從曾、左、李、胡開始，到張之洞、胡燏棻、袁世凱，都是清一色的文人。
其中曾、李、張且是翰林學士，文采風流。
曾、張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
縱是李鴻章也是位天才橫溢的文學作家。
——筆者幼年曾能背誦李鴻章考秀才時的墨卷，文題曰：“天台仙子送劉阮還鄉賦”。
那時才十幾歲的李鴻章，竟能改竄《西廂記》，寫天台仙子送男友還鄉“拜拜”時，叮咛道：“……野店風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遲眠……。
”（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顯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閱卷後，大為感動，乃批說；“大盜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
”這一批，小小鴻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
二十一歲“中舉”，二十四歲成“進士”。
3.1 頭戴紅頂花翎作戰的淮軍
這些能夠“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
他是個“務實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
在他筆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辦”——等于是買一件家具——沙發、搖椅、毛巾、夜壺一般。
所以他對崔莺莺小姐那種脈脈的送别柔情，什麼“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
鞍馬秋風裡，無人調護，〔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會發生太多生理反應的。
筆端不帶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試”了。
但是袁世凱卻是這批文人中，弓馬娴熟，真正打綁腿、紮皮帶，下得操場去，喊“立正、稍息、開步走”的實際的練兵官，和帶兵官。
本來清廷搞“重文輕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這批經過“十年寒窗”磨折，手無縛雞之力；隻會下圍棋，不能拿大刀；隻會坐獨輪車，不會騎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給你帶兵，你也不願（因為孔孟之學的大洗腦），更不敢（因銳氣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這項設計到袁世凱時代，就是不才所說的要“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