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便是中國“陸軍軍制轉型”的開始。
（注意：海軍轉型較陸軍要早二十年。
筆者拙文談馬尾海校時，曾細述之。
）
在此之前的“湘軍”、“淮軍”，打起内戰來，雖也戰功赫赫，但他們都是小腳放大的半調子部隊。
——劉銘傳與太平軍和撚軍作戰時，是頭戴“紅頂花翎”去沖鋒陷陣的（見羅剛編《劉公銘傅年譜》上冊?同治六年）。
那時太平軍作戰，尤其是破城慶功時，穿的則是明朝袍套，看來像一場“京戲”大合唱。
筆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圍），一度曾是淮軍對撚軍作戰的後方非正規的兵站。
在被中共土改隊挖土三尺，全部拆毀之前，曾留有（不開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兩把（武考用的），強弓硬弩數十張；“擡槍”、“鳥槍”不計其數——硬是十八般武器樣樣俱全……，這些大概都是淮軍換用新武器或裁兵時，遺留下來的“廢物”。
——這座規模并不太小的“淮軍武器博物館”，如留至今日，說不定可為本地“無煙工業”撈一筆門票錢。
可惜當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幹見不及此。
自毀财源，就把這些古董胡亂的糟蹋掉了。
據說那些大炮、大刀被用專船運往蕪湖鐵廠，鋸成廢鐵出售，也沒有撈回多少運費。
淮軍當年的對手方，尤其在撚軍名将任柱率領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極。
他們大半是騎兵。
主要武器則是削巨竹為槍，成為“丈八蛇矛”（古人所謂“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數火器——三幹戰馬夜鏖兵：當他們蜂擁而來之時，勢如疾風暴雨，狂濤駭浪。
當者無下粉身碎骨，所請“馬踩如泥爛”也。
任柱是撚軍名将，淮軍畏之如虎。
對付他如不用開花大炮、毛瑟快槍，簡直就如無之何。
筆者幼年震于傳聞中的任柱威名，及長讀撚軍書，欽慕之餘，每思為任柱作傳，而苦于心力不從，至今未能執筆。
所以我國史上，三國演義式的傳統戰場，離我們并不太遠。
把它們搬上銀幕，比美國“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3.2 “防軍”、“練軍”與小站
總西百之，湘淮兩軍，雖也有一些“洋槍隊”。
他們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武裝；是西安“兵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
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上引陳志讓書頁四十九誤為“平津之間”），原為平撚之後，部分淮軍北調，擔任“防軍”的屯田區。
清代軍制中有所謂“防軍”、“練軍”諸名目。
“防軍”者駐防之部隊也。
而“練軍”則是在從事訓練中之部隊（參閱同上《清史稿?兵志》）。
甲午戰前，李鴻章最反戰，因其深知中國海陸兩軍均不足以參加國際戰争，然迫于國内國外壓力，渠亦自知對日抗戰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澤民可能也有此難言之隐）。
李氏乃臨時抱佛腳，積極備戰（亦如抗戰前之蔣公也）。
在海軍上備戰詳情，筆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複。
在陸軍方面，李鴻章則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以滿人廕昌主之，培訓新制軍官以逐漸淘汰舊淮軍。
另于甲午戰争前夕，在小站防軍東調之後，以舊營房作為“練軍”之所，來試練一支新軍，以前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謂“練軍”，自然練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
搞點稍息、立正階段的訓練（今日軍訓所謂“典”、“範”、“令”），沒啥深文大義也——筆者這一輩，抗戰前在南京孝陵衛，教導總隊營房中，受“學生集訓”，三個月就完成“營教練”（有當營長的基本知識）。
當年黃埔一、二期，亦不過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
那時中國人見洋兵“敬禮”，都覺得好奇怪啊！歸而記之曰：“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時在頭上拔掉幾根頭發，甩到地上。
算是對上司“敬禮”，也不簡單啊！也得要洋敦習來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槍上肩”……，沒個洋人來敦，哪行呢？！
所以練新軍必用洋教習，當時所謂洋員。
但是那時歐美遊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來教稍息、立正的，有幾個不是冒險家，甚或洋癟三呢？！——筆者曾撰文并舉例細論之。
他們彼此之間，互揭西洋鏡的記載，更是說不盡的。
這種冒險家和遊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說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洋二流子。
但是練新軍、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沒有他們。
善加利用，他們是有其貢獻的，隻是偶一不慎，或駕馭他們的知識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時在中國搞新軍，一般都最重“德式”（蔣公後來亦然）。
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練兵，和他名位相埒的總教習便是德人漢納根（ConstantinvonHannecken）。
漢納根本是李鴻章興建海軍中的要員；曾設計大連要塞。
豐島海戰時，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
高升被日艦擊沉，我軍死于海者七百人，漢氏竟以善泅幸免。
中日海軍黃海大戰時，漢氏亦在“定遠旗艦”上與丁汝昌、劉步蟾共生死。
但漢某原非海員，黃海戰後乃請調至小站搞陸軍與胡燏棻共事。
漢納根是個日耳曼人。
幹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efficiency）；但處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頑固”（Germanarrogance）。
而胡燏棻雖有些新思想，卻沒有與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經驗。
不數月便自覺吃勿消，乃挂冠而去。
——這時“甲午戰争”已近尾聲，大清海陸兩軍同時全軍覆沒，京師門戶洞開。
政府要趕練新軍，急于燃眉，而朝中無人。
時勢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
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遊刃有餘的。
3.3 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袁世凱在甲午開戰時曾在後方幫辦糧台，算是大才小用。
他在朝鮮既練過新軍，有知兵之名，聞于朝野，這次練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溫處道”的官階，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練新軍。
前引房兆楹論袁之文，日：袁世凱并未實授“溫處道”。
這實在是多餘的話，須稍加解釋。
蓋大清帝國是個傳統的法治國家（注意；“傳統”二字是指東方式的法制，與西式略有軒轾）。
它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編制。
官員有定額；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參閱《大清會典》）。
縱是皇帝也不能胡亂改制——《漢書》上所謂，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蔣、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後，還有什麼“陛下之法”呢？蔣雖視法律為具文，究竟還有一部《六法全書》。
毛公則六法皆無！做了二十多年的統治者，連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沒有，卻瞎扯淡說什麼“無法律，有政策”。
其所以然者，就是筆者所強調的“轉型”問題了。
——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來，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
這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壞的模式。
李登輝總統今後的一切設施，“必須依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