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佳者，再遴入“士官”作入伍生。
——“士官學校”那時在日本亦系初辦，一年卒業。
稍息、立正之外，亦所習無多。
縱如此，那時華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蔣方震、蔡锷、閻錫山、吳祿貞……亦鳳毛麟角也。
筆者曾自日本士官檔案中查出曆屆華生全部名冊。
後來作黃埔軍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之老總統蔣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嘗涉足“士官”也。
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學籍到聯隊學兵為止。
何應欽、張群則真是士官畢業生。
嶽公是個認真求學的好學生，學業因辛亥革命而中斷；二次革命後流亡東瀛時，始續學畢業。
蔣公的把兄黃郛則真正畢業于日軍測量學校，一工兵專才也。
但那時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國留日學生，不論入學士官與否，一旦歸國都制服鮮明，馬靴、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會騎馬），再加上指揮長刀着地，行路铿锵有聲，嚴然“将軍”也。
【附注】那時日圓比中國銀元便宜。
去日的公自費留學生，生活比在國内上學更為節省。
加以留東不要簽證，來去自由，而當時日本經濟剛起飛，都市中聲色狗馬，樣樣比中國新鮮；連下女和阿巴桑都頗有文化。
加以當時日本無種族歧視，而日俗男尊女卑，連甚于中國。
公共浴塘中有時且男女同浴，使中國留學生大開眼界。
身入寶山花叢，還念啥鳥書呢！——筆者的父執輩（包括一位親舅舅），當年留日者不計其數，我長大後曾習日語三年，才發現他們一句日語都不會說。
總借口說“忘了，忘了”，其實很多連假名亦不會發音。
但他們之中卻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當時各省“新軍”都是革命溫床。
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訴過我說，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為他們是留日學生中“極少數”能念日文、說日語，“還能用日文寫信”的。
胡漢民、汪精衛、吳稚晖等“黨國元老”，也算是留日學生，卻一句日語都不會說。
女人比較有語言天才，據說居正夫人就說得一口流利日語，所以居院長留日時私生活“很規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訴我的）。
——以上所說的還是文科畢生；武科畢生就更不必談了。
但是不論他們學的是怎樣的二百五，一旦回國搞起“新軍”來，那可就神氣了。
文人上司（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奉天将軍增祺等）哪知底蘊？下面的學員就更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了。
那時尚在讀“陸軍小學”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見《李宗仁回憶錄》）。
3.6 槍杆與政權，智慧和機運
上述這種情況，在袁氏掌握的小站和後來的“北洋系”就完全相反了。
袁世凱雖然也是一位文人，但自二十三歲起便身在軍中，和上述美軍中的鮑爾和包爾達一樣，由小及大，最後身任統帥，對軍中一切操作，無不裡外精通。
這就不是林則徐、葉名琛、張之洞等“翰林學士”所可望其項背了。
——林、張等人是以文馭武；袁老四則反其道而行，以武馭文了——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新的“轉型”的開始。
自袁以後的當國者尤其是蔣、毛二公，皆是以武馭文之袁派也。
有的朋友或許認為毛澤東是文人；其實連鄧小平也不是文人。
毛和鮑爾及袁世凱一樣是行伍出身的統帥。
在江西蘇區時他就直接在戰場指揮作戰。
嗣後國共内戰，毛公不但親自指揮四大野戰軍，還要“胡宗南聽指揮”呢！“韓戰”中幾個重要戰役，據說也是毛親自指揮的。
不用說“八二三炮戰”也是毛司令員在北戴河沙灘上，右手擁抱美女，左手拿電話機指揮開炮的——“風流人物，且看今朝”，的非虛語。
不能直接将将，而胡吹“黨指揮槍”，豈非騙人哉？！
鄧小平和陳毅元帥一樣（陳原為新聞記者），都是行伍出身的帶兵官，所以黨才能指揮槍。
江澤民工程師未帶過兵，也要搞黨指揮槍。
隻在軍中施點私恩小惠，拉攏三兩位大将作肱股，以為這樣槍就服從黨，以後就不會有“苦撻打”（coupdetat），不會有“宏大”（junta，軍人竊權）了。
老江，不行呢！江工程師如果也要以文馭武，搞黨指揮槍，要學學李登輝技正也——把軍隊國家化，搞出個憲政法治來。
大兵哥不敢犯法，總統主席才不會受“宏大”的威脅！君不見二次大戰時最跋扈、也是最目中無人的麥克阿瑟老兵乎？他橫眉怒目，不聽調度。
一個原為賣領帶的小售貨員，竟能以短短一張紙，把他“撤職”！再有二話，就要“查辦”。
——李登輝技正今日也有此本領！而江主席尚沒有也。
今為老李所取笑，豈不該三思哉？！
朋友，沒啥稀奇呢！政制“轉型”罷了。
吾一願老李勿為“島氣”出岔；二願阿江能認識曆史遠景，拿出氣魄，迎頭趕上也。
——大清傳統，以文馭武。
袁、蔣、毛三公便宜行事，以武馭文。
李、江二公如能把既颠倒的再颠倒過來，近代中國文明就要從波濤洶湧的“曆史三峽”中，平安“出峽”了。
——再說句政治學中的“老生常談”：“制度者，智慧和機運之聯合産兒也。
”（Systemisthechildofwisdomandchance）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中，從專制“轉”民治，我們可敬可憐的老圃父，有此wisdom而無此chance。
我們那位自己指着鼻子說：“你們追随我革命”的蔣總裁，和那位牛皮大王，口口聲聲“完全為人，毫不為己”，卻隻會打爛仗、玩女人、作舊詩的毛主席，都有其chance而無其wisdom。
袁皇帝之可悲，是在這場千載一次的“轉型史”中，他陛下既無此chance，更無此wisdom；所以下場最慘——幾乎是“衆口铄金”、“遺臭萬年”，不學試究古今之變，略為之不平也。
今日呢？！朋友，論chance真正是“千載難逢”也。
中國政制“轉型”已至“水到渠成”的邊緣，一蹴可幾。
當年的孫文，哪有此機運？國父老人家今日如泉下有知，在紫金山上，恐怕把棺材闆都踢破了呢！——但是今日身居駕駛艙中的偉大的舵手們，有沒有其wisdom呢?
不才之見是雙方都有此智慧；但是雙方都有其包袱，而智慧被包在包袱裡，縱有“靈犀一點”，也就沖不出了。
智慧包在包袱裡，有機會亦徒然也。
老江的包袱便是老共的包袱——君不聞鄧上皇“南巡”時之豪語乎：“政權在『我們』手裡！”悲夫，“我們”是老幾？！“我們”之外的“他們”，又是老幾？！自命為全民之主，而心理上有若斯“爾”、“我”之分，這在佛家便叫做“相”，叫做“魔”；在儒家便叫做“私”，叫做“鄉願”！有私有魔，就不能容，不能大。
因此與孫國父的“天下為公”的器度相比，則顯得“小”平之所以為“小”了。
江公現在也在“講政治”。
如果江的“政治”，連個“全C生”魏京生、王丹都消化不了，他如何能阻止李登輝、連戰、陳履安、錢複、張京育……這幾十個大博士、“全A生”，來聯合造反呢？！——這是老江的大包袱；第一、二代革命家、布袋和尚遺留給第三代小和尚，裝滿垃圾的大布袋！
李登輝總統有沒個“布袋”呢？旁觀者清，曰；重着呢！大的、宏觀的，免談。
且談點微觀的、小的——由小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