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售。
在繼續當了一陣子蒙童塾師之後，也就自我升級，試辦小書院，授徒講學了。
康有為那時因數度晉京，道遊港、滬、天津等洋碼頭。
并專程遊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迹。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交遊日廣。
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
日子久了，竟然也頗負時譽。
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
在這些慕道者之間，居然有一位頗有才名的新科舉人，後來成為康聖人第一号大門徒的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這一記“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5.5 梁啟超投師始末
前段已言之，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十二歲“進學”，十七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
他在考中舉人時，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
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
但是啟超是聰明的，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裡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學問”。
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後，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一八八八）回來之後，便親自投拜門下，做了有為的第一号大門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醜中舉”（康于同科落第）後一年，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時康有為三十三歲，啟超十八歲。
據梁啟超回憶說，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诂詞章學，頗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見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詞章訓诂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
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點鐘）一日之談，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直至“竟夕不能寐”。
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餘随侍先師胡适之先生談訓诂學終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
乃起而作小詩數首，有句曰：“著書為探生民術，忍共胡郎辨爾吾。
”适之師作《吾我篇》與《爾汝篇》時，才十九歲。
餘發此感歎時已三十中年。
曆經寇患内争，家破人亡。
自覺“數百年無用舊學”，不忍再為之肝腦塗地矣。
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聖人，亦嘗發此感慨也。
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
翌年（一八九一，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裡”，正式挂牌講學，這就是後來哄傳海内的“萬木草堂”了。
讀史者皆知道“萬木草堂”是後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幹部養成所。
但是康有為大師究竟在這所“堂”裡，講了些什麼學問和理論呢？這兒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5.6 聖人知道多少“西學”？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緻有兩大類：“西學”和“中學”。
康山長（滿清書院院長例稱“山長”，康似未用此頭街）在那裡又講了些什麼“西學”呢？原來他數度自廣州乘洋輪北上，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時，途經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見“西人宮室之華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
”康氏在内心欽佩之餘，乃大購漢譯西學之書。
潛心閱讀，久之也就變成當時寡有的“西學”行家了（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二十二歲諸節）。
康有為這種經驗與體會，實在和孫中山早年乘海輪的觀感完全相同。
他二人因此也都成為清末提倡西學的先驅。
這種不尋常的文化經驗，我們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塵莫及了。
但是有為不谙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且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
這些作品中所介紹的史學文學和政治社會等科的内容，大緻可比上五四運動以後的“高級中學教科書”的程度（毛澤東就是這個程度）；至于所談的聲光電氣等自然科學，其程度則遠在“初中”之下了。
不過康有為畢竟是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