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進士”程度的儒家大學者，又是長于理學佛學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繹義理的成熟的“今文家”。
他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最長于望文生義，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東扯西拉，大寫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實這不是“康子”一個人的毛病。
它是文化轉型期思想家的通病。
繼康、梁之後，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為時人尊為國學大師，而好以聖賢自诩的學人，也每每自覺微吾曹則民族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
自信心太大，無不如此也。
餘夜讀康子選集，至其《大同書》未嘗不掩卷長歎。
如此書生，真欲作“帝王師”耶？然自思論聰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為乃師是書而焚香頂禮，亦不可解矣。
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時代的關系了。
——這也就是筆者常說的笑話：若論對“天文學”的了解，則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頭的一個小學生了。
吾友劉賓雁先生每歎今日中國之厄運，是沒有産生一個“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結果。
愚不謂然也。
蓋真能扭轉乾坤，領導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濫調），通過這個“掘亂世”、緻“升平”、入“太平”，長遠一個半世紀的“現代轉型期”，不能依賴一、二至聖大賢，穩坐沙發之上，手不釋卷，而胡思亂想出來之所謂“主義”也、“思想”也。
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軍閥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實踐”、“試驗”等過程，并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chan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積累而制造之也。
哪能專靠一兩位“思想家”呢？
寫到這兒，我們也就要替“實驗主義”那個框框之内的曆史哲學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鄧小平師徒的理論，說點公道話了。
他們“實驗主義者”認為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内（其實自然科學亦何嘗不然），是沒有什麼“終極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斷制造，和不斷揚棄的程序之中。
“實驗主義先生”和“孫中山國父”一樣，學名譜名是搞不清的。
稍一翻它的族譜，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個之多。
曰“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也；曰“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曰“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也；曰“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實驗主義”事實上是個“實驗報告”（labreport）。
他把美國這個大實驗室中，兩百年來實驗的結果。
加以總結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
胡氏沒有進過實驗室。
他所着重的隻是杜威的抽象概念。
多談“概念”還不是多談“主義”，而他的“主義”，卻沒有觸及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
所以他那套“經驗主義”，很快的就讓位了。
我國“實驗主義”的“二世”鄧小平所搞的“黑貓白貓論”，事實上是一種“機會主義”。
但是我們可别忘了，“機會主義”原為“實驗主義”的基礎。
隻是“實驗主義”重在“實驗”。
任何實驗其結果都是有正反兩面的。
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難的實驗。
所以鄧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簾聽政”的西太後；他是個穿着牛仔褲的“實驗室主任”（labdirector）。
實驗成功便可加入楊振甯、李政道行列，得諾貝爾獎金。
實驗失敗，就隻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輪了。
筆者在本節内寫了偌大一篇似乎與主題無關的議論，目的無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型态從中古的東方式，轉型入現代的西方式，是多麼複雜的運動。
曆史包袱太重，康有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點點中學程度的西學常識來搞變法維新，真是毗蜉撼大樹，其失敗在起步之前就已決定了。
百年回看戊戌變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
可是康聖人在儒學上的火候就不那麼簡單了。
下面辟專篇再細論之。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