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面谕，要他與榮祿“各辦各事”。
這時榮祿已獲得情報，他一面調兵布防，以備不測；一面制造英俄開戰的假消息。
并派專差急催袁世凱回津。
當袁氏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便發生了譚“軍機”深夜密訪的敏感事件。
據袁死後才洩露的《戊戌日記》所載：九月十八日（陰曆八月初三）譚嗣同夤夜來訪，并開門見山的告訴他，西太後與榮祿有弒君和廢立的陰謀。
皇上希望袁氏保駕，率兵誅除榮祿并包圍頤和園。
袁間如何處置西太後呢，譚說他已雇有好漢數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雲雲。
袁在其日記中說他聞言“魂飛天外”，但是嗣同此時已“類似瘋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
好不容易才把譚送走。
上節已交代過，袁世凱是絕不會接受譚嗣同之密謀的。
兩天之後他回到天津，乃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洩漏。
其實譚氏這一秘密計劃，西太後與榮祿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動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陰曆八月四日）自園還宮。
二十一日正式臨朝“訓政”，并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
随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複舊法。
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了。
——西太後發一陣雌威，新黨新政也就從此煙清雲散；皇帝也關入瀛台。
9.6 戊戌黨人碑
在政變驟起時，第一個關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為了。
誰知康競能于前一日，大搖大擺的走出城去。
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啟超，幸好平時也有親日言行。
這時乃由日友保護躲入使館，化裝逃去。
其它與新政新黨有關，未及選走，或不願逃走而被捕者凡數十人。
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謂“六君子”——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
這六人未經審訊就于中秋前二日陽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由頑固派的大頭頭剛毅“監斬”——剛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講那句有名的混帳話，什麼“甯贈友邦，不畀家奴”的滿族恊辦大學士——一個渾球。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
他本可逃走。
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
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
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
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傑禦史。
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後正式“訓政”。
皇帝被幽，舉朝戰栗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
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問光緒被黜之故，并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緻被捕就義。
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禦史，和國、共兩黨中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禦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
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幹部。
所以變法失敗之後，他無心避難，也沒有逃難。
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
但是他終于陳屍菜市口，隻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
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号，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
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劉坤一、孫家鼎）……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内政外交決策大權，便掌握在以西太後為首的。
一群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
如此則其後朝政每下愈況，終于引起“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禍，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發展了。
9.7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三千年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後，和鄧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
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
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鏽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态社會。
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鄧小平是我民族的變法專家之中，年齡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還高一級）、個子最小（比拿破侖還矮幾公分），而更是夫妻兒女，全家總動員的一位。
他也生個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
做官搞黨，要三上三下；搞改革體制、變法維新，是否也要來個三上三下？天機不可洩漏，目前誰亦不知也。
吾人隔岸觀火，但知他已搞了兩上兩下。
今後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樣的大運亨通，大洋三岸的觀察家們，就各說各話了。
其實今日之搖頭晃腦的專家學者、吵吵鬧鬧的無冕之王、港台媒體，乃至張半仙、李鐵嘴等數不盡的算命先生，包括閉門造車的筆者自己，都在胡說八道。
——将來謎底揭曉，諸公猜錯了，原屬活該；諸公猜對了，也隻是巧合。
若說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過去未來，那就是三國演義了。
黃藥禅師說得好：“後事還須問後人。
”大考之後，分數貼出，将來的老師，自會有公平的評斷。
至于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
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
水晶球内，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
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來茲。
筆者不揣淺薄，試作此想，曾為這樁公案，騰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
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曆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
這一轉型自鴉片戰争開始，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于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
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
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于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
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曆史上的“必然”。
但是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
因為失敗的時間、空間、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于“偶然”因素。
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