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
可是我看池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
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稱“先生L而不名。
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下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着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
這哪是“胡适”呢？這是對适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随俗。
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适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
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幹次學術會議。
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适”，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内心肅然起敬。
而回到台灣的胡适，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
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
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
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
”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
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
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
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
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松。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
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
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
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緻認為“犯不著”。
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
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
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镕（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
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
“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
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借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
——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枱盤的。
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
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俊來寫得半途而廢。
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
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
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
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将來”寫起。
——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
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钜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裡也可盡量發揮。
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
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颉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
曾蒙顧老師用朱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
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
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東，便道去蘇州參加。
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
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
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
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
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師寫自傳。
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
這一點我想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