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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袁同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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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禮(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戰後僑居美國的諸多華裔學人中,對筆者有深遠影響的前輩之一。

    他生于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

    生肖屬羊。

    這年齡正在我父母之間——先父屬猴(一八九六),先母屬馬(一八九四)。

    袁公屬羊,正是馬猴之間,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執輩。

    中國的傳統習俗,也使我對他老人家“執禮甚恭”。

     袁氏是位謙謙君子。

    雖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長輩,但他向不以長輩自居;對我們這些晚輩(尤其是同行),他一視同仁,以朋友相處,所以也可說是“忘年之交”。

    但是從我的立場看他,則永遠是“亦師亦友”的。

    ——在早期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許多目錄學著作,都是我長置案頭、随手翻查的重要參考書,至今未廢。

    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

    例如在查對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後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據我的口述報告。

     袁同禮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

    但是在這則短篇裡,我不願多提他傳記上的細節——因為袁氏已有幾篇頗為詳盡的小傳,如:吳光清的《袁守和先生傳略》,李書華的《追憶袁守和先生》,和秦賢次為劉紹唐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所寫的更詳細的〈袁同禮(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傳記。

    在英文著作裡,則哥倫比亞大學所出版的《民國名人傳》第四冊(BiographicalDicitionaryofRepublicanChina,EditedbyHowardL.Boorman&RichardC.Howard.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Vol.4),那就兼顧中西,更為翔實了。

    ——所以在拙篇裡我隻想談談守和先生在“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史”中,所發生的作用、他的貢獻,和他在文化轉型中的地位。

     11.1 先談談“轉型” 在不同的拙著裡,個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國近代史”(當然包括畫蛇添足的什麼“現代史”和“當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運動史”;也就是一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

    “現代化運動”這一名詞,毋需解釋,也解釋不盡。

    ——“轉型”則是任何一個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萬社會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數國家,中東的回教國家,和南亞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來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發展,隻有其“現代化”的程序,而沒有“轉型”的問題,尤其沒有“轉型”的痛苦。

    因為現代化運動在西方是一種發自内部的自然進展(naturalcourseofinternaldevelopment),而我們中國和其他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運動,則是發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戰和壓力(Westernchalengeandpressure)。

     因此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隻有其範圍大小,和時間緩急的問題,而沒有社會文化“轉型”(transformation)的問題。

     我們和其他亞非拉國家就不然了。

    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發轫于“被迫向西方學習”,也就是“師夷之長技”。

    既然向“西方學習”,因此我們的“現代化運動”就多了個“西化運動”的階段。

    “西化”就是由東方式轉成西方式(簡稱“西式”或“洋式”)——從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學堂”;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等等的轉變,這就是所謂“轉型”了。

    ——須知“土私塾”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這一婚姻制度,在中國曆史上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曆史。

    這種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們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這種千年不變的“型”态,一下要“轉”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學堂”和“(西式的)自由戀愛”,是十分困難的,和十分痛苦的。

    ——就以婚姻“轉型”來說吧!我們“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呢?——這個例子,這種哭聲,縱在今日,仍是觸手可指,海峽兩岸皆然。

    這隻是“社會文化”轉型的困難和痛苦的千萬個例子之一罷了。

     11.2 各行各業,各有啟蒙之人 以上所舉隻是兩個特殊例子。

    其實近百餘年來,一轉百轉——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一不是從千年不變,到大變特變——棄舊從新,舍柬就西的。

    胡适等人當年提倡“全盤西化”,被人罵慘了。

    其實我們今日回頭看看,從我們本身開始,從頭到腳(上有西式分裝頭,下有大英洋皮鞋),從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須,晚上如廁熄燈上床),豈不是早已“全盤西化”了,有什麼稀奇呢!——大陸農村太落後,等到他們也像我們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盤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後了。

     以上所說的,隻是我們升鬥小民的日常生活。

    其實國家大政、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無一不然也。

    ——隻是這種典章制度、學術文化中,各行各業都有其先知先覺的帶頭人,這就是我們所謂“開風氣”的大師了。

     且舉幾個領導我們轉型的巨人來看看: ?領導我們作政治轉型的是康有為、孫文(中山); ?領導我們作軍事轉型的是李鴻章、袁世凱、蔣百裡、蔣介石(中正)、毛澤東; ?領導我們搞外交轉型的是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 ?領導我們作哲學思想轉型的是胡适、陳獨秀; ?領導我們作語言文學轉型的是胡适、周樹人(魯迅); ?領導我們作教育道德轉型的是蔡元培、張伯苓、胡适; ?領導我們作建築學轉型的是梁思成、貝聿銘; ?領導我們作圖書管理學和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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