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轉型的是袁同禮、蔣複璁；
?領導我們作……（其他轉型的至少還可舉出百人）
換言之，近百餘年來，我國各行各業，皆有其各自的“轉型運動”——通過“西化”的階段，到達“現代化”的結果。
“現代化”不是一成不變的。
它其後自有其自然前進發展的規律。
在這各行各業的轉型運動中也各有其“啟蒙大師”。
我個人試拟上列諸人為例，就是說明，袁同禮在近代中國，是位領導我們搞現代圖書管理學和現代目錄學的帶頭人和啟蒙大師——這便是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11.3 傳統目錄學現代化的領導者
“目錄學”原是我們中國的國寶。
在傳統中國能“博極群書”，能“由博返約”才是大學者。
隻通一經的一通百下通，在漢以後，就下能算是大儒了。
所以目錄學實是衆學之源。
搞圖書分類學和圖書管理學，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漢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經史子集）分類法，都是獨步全球的。
到乾隆修《四庫全書》（輿美國革命同時），我們四庫一部，足敵全球其他各國所有圖書之總和。
真是欹欤盛哉。
不幸近兩百年來，西方突飛猛進，我們就落伍了。
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一搞雨千年不變，也實在是太保守了。
再者“孔家店”這個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庫”的四分之一（經部），也太霸道了。
等到胡适出現，搞反托拉斯法，把“經、子”拉平之後，因而我國傳統的藏書樓，便天下大亂了——兩千年傳統，毀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轉型是一轉百轉的。
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貨商店通統都得改裝重建。
因此才有新式圖書館之出現，和新的圖書館學會之成立。
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時的學者文人如梁啟超和蔡元培等人。
對他們說來，“老式的”、“傳統的”圖書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類法”是不能再沿用了。
他們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
但是梁舉人和蔡進士這種小腳放大的舊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裡，他們不能不頂個頭街，至于實際工作，老進士、老舉人就一團漆黑了。
這樣，那新自美國留學歸來，享有圖書管理學位，和實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經驗的青年學者袁同禮就脫穎而出了。
11.4 從北京到台北
關于袁氏詳細學曆經曆，讀者可參閱上引三博。
這兒隻想一提那與時代有關鍵性的若幹要點。
袁氏一九一六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外文系，與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
一九二〇年留學入紐約哥大。
一九二二年畢業于哥大本科，再入紐約州大前身之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
一九二三年畢業，并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再赴歐洲考察實習一年。
一九二四年歸國任廣東嶺南大學圖書館長，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學目錄學教授兼圖書館長。
同時近代中國新式（西式）的圖書館學會開蛤出現；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北京圖書館”正式成立。
——中國敬老尊賢的舊傳統，規定了必須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長”，而這些新式建設的籌備、建立和實際管理，即由一個“内行”的青年袁同禮，一肩挑之。
“外行”老人，對他是言聽計從的。
因此近代中國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圖書館之出現。
——以上還是軍閥時代。
迨國民黨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一月，由副館長升任館長。
——這就是今日聞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圖書館之一的“北京圓書館”的前身，而袁同禮則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實際負賣人。
該館其後時曆三朝，名稱敷易，然其“現代化”管理之确立實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國的。
有人或許要問：袁氏之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不是還有個最有名的館長，毛澤東的上司李大钊嗎？答曰：李大钊是搞新聞出身的。
他是個革命家、思想家、學者敦授。
他對《隋書?經籍志》、《四庫總目》、《四庫提要〉等傳統目錄學，可能如數家珍（這也不容易啊！），可是對西式目錄學，和現代圖書管理學，他就是一竅不通的老學究了！
現代“圖書管理學”（libraryscience）和現代“商業管理學”（businessadministration）一樣，是一樁學理結合實際，極其深奧的現時代的管理科學。
在這一行道裡，所謂“服務工業”（serviceindustry），它今日已進入“超工業時代”（Post-IndustrialAge）。
吃這行皈的，縱在袁同禮時代，外行已經不能領導内行了。
在袁同禮時代的中國，有高度現代化訓練的“職業圖書管理人員”（professional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單純“技術人員”（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機緣能進入本行最高行政階層而一展所長的，袁氏之外，實難找第二人了。
——在上選諸人中，我特提出蔣複璁先生。
餘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訪“國立中央圖書館”，亦見前賢苦心孤詣之遺規。
台灣今日如少此一館，則今日台灣又成什麼個島呢？——緬懷先賢瑜亮，實有餘慨。
11.5 引進“服務觀念”和服務科技
但是話說回頭，袁公對我國的目錄學、圖書管理學，乃至資訊學的具體貢獻，又在何處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強調，他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方法和目的，是引進西方學理，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嗎？适之先生是位啟蒙大師和思想家，他隻能講一些抽象理論。
至于怎樣化“抽象理論”為“具體事實”，那就千頭萬緒，要靠各行各業的實行家，來采取實際行動了。
上述袁蔣二公就是他們那一行裡的始作俑者的實行家、帶頭人。
長話短說，我們也下妨試加歸納如後：